上海書評︱夜半長嘯，囚犯經歷了什么？

一個人起來去墻角的尿桶小便，驚醒了同號的另外一個人，這人是個教過日本人舞九節鞭的武功師傅，平常最沉默，這夜半夢半醒突然發出一聲尖利的長嘯。同號和鄰近的幾個號里的人幾乎還在夢里就和上去一塊叫嘯起來。剎那之間，整個監獄五六百犯人全部投入到這個團體長嘯中去。一個警衛向天開了兩槍，嘯聲卻更加慘烈，更加陰森，另外幾個警衛慌了，向天打了一串又一串子彈，監獄的鐵柵欄，玻璃窗都被這嘯聲震的“嘎嘎”響。……五六百人叫嘯得聲音龜裂、五臟充血、四肢打挺。叫碎了的聲音帶一股濃腥的血氣，凝結在污濁的夜晚空氣中，后來他們肉體被消滅，還滯留在那里。

這次驚天動地的長嘯持續了八分鐘，所有的囚犯都像夢魘了一般，怎么也叫不醒。當地的駐軍也被驚動了，派了五輛大卡車，載著全副武裝的人民軍隊“朝這個發出獸嘯的城關監獄趕來”。但是，沒人明白究竟發生了什么，除了一個九十歲的老人。老人年幼時聽長輩說起過監嘯。按長輩的說法，深夜里發出長嘯的幾百個囚犯其實已經靈魂出竅了。雖然肉身還在監獄里，但魂魄早飛走了，那持續的長嘯是魂魄從陰界發出的。后來槍斃的囚犯，斃的只是早已經沒有了靈魂的肉身。

相比于神秘的監嘯，夢游的神秘性要遜色一些了。夢游，許多人都聽說乃至親歷過，但集體夢游，則恐怕是罕有所聞了。在嚴歌苓的另一部小說《陸犯焉識》（作家出版社，2011年）——張藝謀執導影片《歸來》的原著——1954年，上海某大學風度翩翩、正值中年的教授陸焉識因言獲罪，被判處死刑，投進了重監。每到夜里，獄警的腳步聲即意味著死亡。九點鐘熄燈前，一聽到急匆匆的腳步順著走廊走進來，重刑犯就會氣短、發抖，一身的血都霎時冰涼。一直到腳步走過自己的監號，他們才會稍稍安心下來。如果停在了自己的監號前，那就是大禍臨頭了，“不喘氣了”。在新年將近的一個夜里，夢游發生了：

一個獄友半夜站起身，在監號里繞圈子溜達。不久，另外兩個人也起來，以一模一樣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著第一個獄友在兩排鋪位之間狹長空地上遛彎。再過一會兒，這個夢游人的隊伍迅速成長，八個成員加盟進去。他們準確地從鐵門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準確地拐彎，誰也不絆在誰的腳鐐上。等到打瞌睡的看守聽到腳鐐的聲響，跑到這個監號門口，所有死刑和死緩犯人都走著水底步伐，不急不徐地行進，似乎在進行一種史前的神秘儀式。……夢游隊伍自發地解散，就像它被組織起來一樣自發。他們一個個回到自己的鋪位上，躺下，接著剩余的睡眠睡去。

這樣的集體夢游場面一連發生了五天。看守嚇壞了，領導也決定調查此事。但獄方想盡了辦法：體罰、反省、揭發，也依然找不到獄囚集體夢游的原因。并且犯人全都否認自己在夜里發生過任何異常行為，沒有一個犯人反省出結果來，也沒有一個自首者和揭發者。

“監獄志”里的一則大事記

這兩則關于監嘯、夢游的描寫，細致生動，神秘之氣，躍然紙上。猛一看，很像小說家的藝術虛構。但嚴歌苓小說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她筆下的故事、細節大多有真實的歷史原型。《第九個寡婦》如此，《陸犯焉識》亦如此。當初，她為了寫作《第九個寡婦》，曾多次去故事原型的發生地河南農村搜集材料，《陸犯焉識》也是源于她祖父的經歷。讀到嚴歌苓筆下監嘯與夢游的細節時，我心生好奇：這是真實的嗎？有沒有歷史原型呢？

她在《陸犯焉識》里自承過“夢游”是“我”從“祖父”的回憶錄里讀到的——當然這可能只是小說家的筆法罷了。但翻遍嚴歌苓的訪談，卻沒有看到她說起監嘯這一細節的原型何在。是否真的有“祖父”的回憶錄其實并不重要。在《上海監獄志》1951的大事記中，我找到了這樣一段記載：

8月25日根據華東公安部指示，上海監獄改名為上海市監獄(以下簡稱市監獄)。同日（星期六）晚上22時55分，市監獄仁監發生監嘯，緊接著忠監、信監、和監也發生監嘯。9月1日（星期六）、9月8日（星期六）、9月9日（星期日）晚上，監獄接連發生監嘯。后查出監嘯帶頭者為李德芳、肖如天、管振芳、王志文等6名反革命犯，干部及時對全監罪犯進行教育，并依法對李、肖、管三人執行死刑，對王犯等三人加刑。此后監獄里監嘯不再發生。（麥林華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40頁）

這則大事記非常簡略，只有短短兩百零一個字，但卻值得咀嚼再三，至少可以從中發現三點：首先，監嘯是在夜晚發生的，規模較大，且在半個月內發生了四次之多；其次，帶頭監嘯的肇事者后果嚴重，三人被執行了死刑，另三人被加刑；最后，在獄方高壓處理之下，此后監嘯不再發生。

在嚴歌苓的筆下，監嘯是帶有神秘、恐怖色彩的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但按照這則大事記里獄方的處理思路，顯然是將其定性為人為的故意鬧事。至于這四次監嘯是否集體尖叫，是否事后人人否認，是否出現了類似于夢游的狀態，已經統統無法追究。究竟是小說家的描寫更貼近歷史原貌，還是獄方的大事記更為真實？在不諳歷史的讀者看來，嚴歌苓寫下的可能只是一則軼事，鬼怪奇談罷了。但我將監嘯與夢游這兩個細節擺在一起，是因為我注意到了兩點：一是地點相同，都發生在監獄里；二是時代背景大致相同，都是1950年代與“鎮壓反革命”運動密切相關（陸焉識見識的夢游的背景是1954年左右）。

上海“鎮反”運動

1951年，上海“鎮反”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地痞、流氓、“反革命”、惡霸落網頻頻，社會風氣為之一新。當時，在全國的“鎮反”運動中，許多地方都會在某一天突然采取大規模逮捕行動，一抓就是數千人，然后緊鑼密鼓地召開公審大會，會后再集中槍決，震懾力十足。

上海“鎮反”的最大的一次突擊行動，選在了4月27日。這一天午夜時分，超過三萬五千人的抓捕隊伍，深入全上海的大街小巷，突擊搜捕“反革命”分子。經過一夜追捕，當夜就抓捕了八千三百五十九人，隨后的八天里又捕獲了六百余人。這一天夜里的大逮捕行動中，還當場擊斃、擊傷各三人，有四人自殺（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當代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45-49頁）。

在大逮捕之后的第三天，上海一舉槍斃了二百八十五名犯人，以后每隔幾天槍斃一批，少則二三十名，多則一兩百名。當時由于提籃橋刑場毗鄰居民區，只有一墻之隔。刑場用竹柵欄圍起，常有市民圍觀。《陸犯焉識》里有生動的展現：在牢房里，陸焉識常常能聽到刑場上的槍聲，“自動步槍是一下一下地響，間隔均勻，那是因為當天挨斃的人不太多。步槍斃不過來，他們就會聽到輕機槍。‘嘎嘎嘎’的掃射有時會持續到午飯時間。最長的幾次，槍聲一直響到下午，一場殲滅戰似的”。

“4·27”大逮捕之后，上海的提籃橋監獄里一時人滿為患，整個1951年，提籃橋監獄新收犯人接近三萬五千人。據研究，至1951年底“鎮反”運動進入尾聲時，上海全年公開槍斃的人犯總數達到了一千八百名以上，公開宣判的則接近萬人（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240-242頁）。另據熊月之主編的《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記載，1951年5月1日至9月15日，僅僅四個半月里，上海就判決“反革命”案犯九千六百十四名，其中判處死刑的有一千九百三十一人。

小說不是歷史，但小說顯然可以從歷史中找到靈感。嚴歌苓在創作《第九個寡婦》《陸犯焉識》時應該看到了一些與監嘯、夢游有關的檔案材料，從而激發了靈感。我的這個猜想不僅來自她小說里大量歷史場景的逼真還原，還源于她在《陸犯焉識》里記下的一次其來有自的逮捕行動。

《陸犯焉識》里有一個叫劉胡子的人物。在小說里，劉胡子本名劉國棟，是上海一個警察分局的副局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接通了中共地下黨的關系，帶著警察局的全部卷宗起義。在1954年4月的一天，他接到上級命令，要求他組織人手連夜逮捕“反革命”。經過一夜忙碌，劉胡子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天亮時分，他向領導報告說已經按照指示，抓獲了所有的一百四十五個人犯。領導卻告知他：漏了一個，應該是一百四十六個。劉胡子看看手上的名單說：沒錯，是一百四十五個。但領導連聲音都沒抬，說：第一百四十六個人就是你自己！剎那間，劉胡子被下槍，扒警服，上手銬，最后被判無期徒刑，死在了西北大荒漠。

學者賈植芳的回憶錄《我的人生檔案》里即記載了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1950年代中期，賈植芳因胡風一案入獄。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里，他碰到了一位須發皆白的老資格囚犯。這人歷史顯赫，不僅坐牢時間長，而且還與國共兩黨有深交。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被新政權留用，在公安局當差。據賈植芳的記述，1951年4月27日大逮捕之夜，上級交給此人一份名單。名單上列有三十五名“反革命”的姓名地址，要求他負責緝拿，天亮以前交差。他通宵奔忙，到天亮時如數交人，領導卻說：要你捉三十六名罪犯，怎么只抓來三十五個？此人以為領導事忙，可能記錯了，連忙拿出名單給領導看，說：這上面是三十五個，不是三十六個。領導并沒有看名單，只是直接了當地對他說：另一個就是你自己，你還不認識自己，要我開出你的名字嗎？于是，他當即和其負責捉拿的三十五個罪犯一同入了牢房（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238-240頁）。

來自心理學可能的解釋

我有一個大膽的猜想：也許，嚴歌苓筆下的監嘯與夢游，不僅不是小說家的藝術虛構，恰恰相反，很可能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

革故鼎新之際，新政權挾雷霆萬鈞之勢，掃蕩舊社會遺留下的污泥濁水，一點點風吹草動，都可能成為壓倒神經緊張人士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史書上，關于監嘯的直接記載并不多——如果有，也只是一些個別獄囚的個別行為——但與監嘯類似的營嘯卻記載頗多。營嘯，也稱夜驚。我們可以從對營嘯的解釋中獲得靈感。史書上經常有軍隊“夜驚”的記載，比如《史記·絳侯周勃世家》里就有：“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太尉帳下。”這種騷亂，常會引發軍隊的潰敗。為什么會發生營嘯？心理學上的解釋是因為環境高度封閉，人員高度集中，紀律又嚴苛無比，所以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情緒失控，形成災難性的連鎖反應。

發生監嘯、夢游的監獄，環境也與發生營嘯的軍營類似。當時“鎮反”運動中，各地監獄瞬間擁進了大批囚徒，當時上海提籃橋監獄里因為囚室擁擠、環境惡劣、口糧缺乏，犯人死亡率也直線上升，1950年，提籃橋囚犯死亡人數達到四百六十三人，創下提籃橋監獄歷史紀錄，此后為了解決囚室擁擠問題，還遣送了大批囚犯去陜西、安徽等地服刑（《提籃里的囚徒》）。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時局不穩，恐怖彌漫，一群生死不能自持、朝不保夕的囚犯擠在一個狹小昏暗的牢獄里，槍聲不時于聞，這種精神壓力后來者很難感同身受。用《第九個寡婦》里孫懷清的兒子孫少勇——一名軍醫的推論，監嘯是人在極度恐懼極度緊張的情況下，潛意識爆發的一次宣泄。這種嘶嘯不受人的生理支配，也不受理性控制，屬于臆病或神經癥現象。集體夢游亦是如此。

囚犯經歷的監嘯、夢游，在某種程度上類似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創傷性神經官能癥。卡芙·卡洛斯對創傷作的一段描述極富洞見：“一般而言，創傷被定義為對意料之外的或過分的暴力事件的反應，這些事件在發生的時候并不完全為人所理解，后來則作為重復的回神、噩夢，以及其他反復出現的現象重新出現。超乎心理痛苦的創傷經驗,意味著某種矛盾：即使目擊暴力事件，也可能完全無法理解該事件，理解的到來可能緩于目擊。因此，反復出現的創傷事件——雖未成為意識的一部分，卻一而再地闖進視覺之中——意味著在所能看見或所能知道的東西以外，創傷者和事件之間還有著更為廣泛的關系，而且，創傷事件的反復出現與作為視覺重復核心的延緩性和不可理解性是分不開的。”（轉引自潘毅：《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工廠里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和叛離》，載《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五期）

德國存在主義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的“邊緣情境”理論，也可以為嚴歌苓筆下的監嘯與夢游提供一種解釋。所謂“邊緣情境”，意指一個人因某種嚴重的變故，個體與他人、社會之間的對話關系出現斷裂，不得不重新認識自我、觀照生活、反思生存的意義。邊緣情境有一個鮮明特征，就是死神的闖入。在目睹他人死亡，或者預期自己的死亡之際，個體不得不開始懷疑原來所謂的“正常生活”，原來的種種一切。在《第九個寡婦》《陸犯焉識》里，主人公被抓進了監獄，大家提心吊膽，在邊緣情境中不斷經受折磨、精神壓力不斷累積，最終爆發了監嘯和夢游。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將孫華清、陸焉識們的監嘯和夢游視為他們在邊緣情境下的一種反抗。

余波

正史上罕有與監嘯及夢游有關的記載，但我相信此類傳說一定在監獄里隱秘流傳。嚴歌苓筆下的監嘯、夢游之所以特別，在于它是集體性的，規模較大，而一些網絡傳聞里提到的監嘯、夢游，則大多是個體行為。1951年上海提籃橋監獄里的那四次集體監嘯，有沒有更多內情，我暫時還沒能找到更豐富的資料。但我卻意外找到了一個饒有趣味的小故事可供揣摩。1955年，上海有一個報人沈立行，因“反革命”罪被判刑，長期被關押在提籃橋監獄。他出獄后，曾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我的鐵窗生涯》。在他的回憶中，他就曾聽到囚犯傳說，監犯內有監嘯，也有鬼怪，他還碰到過一次人為的監嘯。

在一天深夜，離沈立行的監牢五六間的牢房內，突然傳來一聲尖叫，聲震屋宇，牽動樓面。“我從夢中嚇醒，大部分犯人也都睜開睡眼，相對無言，不久就七嘴八舌，熱鬧非常，但無人響應跟著嘯叫。”后來經過調查，獄方找出了監嘯者，認為他是故意肇事。因為這次監嘯，監嘯者的命運改變了：在醫生檢查他無精神病后，由死緩改成了報準執行。“當他被拖出去而知道要死時，就一下子從‘英雄’變成了狗熊，臉色刷白，人也矮了半截！”（《我的鐵窗生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115-119頁）

另外，順便提一句，以我所知，位于上海外灘的上海檔案館里保存了上萬份“鎮反”決定書（判決書），在那一卷卷墨跡不清的膠卷檔案里，有心者也許可以發現更多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