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千里灤京第一程——羅新走向金蓮川①

今朝健德門前馬，千里灤京第一程

清晨六點半，健德門橋的橋上橋下六個方向都已排滿了汽車。這是6月24日，天氣晴好，很適合作為“走向金蓮川”的啟動日。陽光開始震懾行人，街樹、高樓和粗笨的橋身只能抵消它部分的威力。我在健德門橋下，請一個向我問路的年輕人幫我拍了一張背對立交橋的逆光照片。健德門是元大都北邊兩個門中偏西的一個，東邊的是安貞門。從大都的健德門出發，走到上都的明德門，就構成“走向金蓮川”的路線圖。元代楊允孚《灤京雜詠》的第一首說：“今朝健德門前馬，千里灤京第一程。”我因他這句詩而繞到花園路旁邊的元大都北土城遺址公園，向那群青銅駿馬致意。為防游人攀爬，管理者過去常在馬背上堆放爛泥等污物，現在干脆架上圍欄了。

古人出門都是起大早的，所謂披星戴月，乃是走遠路的常態。前往上都的人，若要早早出發，就得提前一天出健德門，住在城外，以免早晨浪費時間等候城門開啟。胡助有詩《同呂仲實宿城外早行》，開頭就說：“我行得良友，夜宿健德門。”陳秀民有詩云：“晨出健德門，暮宿居庸關。”一天走了上百里，雖然騎馬，也必是很早就已上路。提前一天到城外，也和要辦理車馬租賃有關。胡助自己“百千僦一馬，日行百余里”，和陳秀民所說的日程一樣，前提是必須早起，“未明即戒途”。胡助出發前夜還在下雨，然而雨水并不影響日程，所謂“晨征帶殘雨”。路上也是如此，每日早早起床趕路，“五更睡醒又催起”，旅行中絕對不可能睡懶覺。

元朝皇帝最后一次出健德門前往上都，是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368年9月11日。據劉佶《北巡私記》，出發時間是“漏三下”，也就是凌晨三四點：“車駕出健德門，率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從者只有百余人，即便加上侍衛軍隊，也是元代歷史上最單薄的北巡輦乘。因為是“倉皇辭廟”，永別大都，如逃命一般，速度奇快，當天就到了居庸關，完全沒有了歷來兩都巡幸的雍容氣派，要知道這段路過去皇帝車駕通常要走四五天之久。據《北巡私記》，他們經半個月急行軍所抵達的上都，已遭明軍焚掠，“公私掃地，宮殿官署皆焚毀”。不止上都，順帝一行北逃所經的大多數地方，都被明軍攻陷過。到居庸關時，關城空無一人，自然也沒了往日那種“供張”接待，這么多人的吃喝都成了問題。元順帝太息道：“朕不出京師，安知外事如此？”古今中外，每一個末日統治者都有類似的感慨。

現在即使最晴朗的日子，從健德門也看不到居庸關所在的軍都山，因為鋼筋水泥的高樓密密麻麻，大大壓縮了人的視野。四五十年前還不是這樣，而退回到一百年前，就非常接近元代人們的視野了。陳孚《出健德門赴上都分院》詩，有句云：“出門見居庸，萬仞參天青。”出了健德門，沒有了大都城墻的阻隔，人的目力獲得極大的解放，百里之外、高山之中的居庸關似乎已經在望。不僅從大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軍都山，從軍都山也能看見大都。王惲《中堂事記》說：“度八達嶺，于山雨間俯望燕城，殆井底然。”山雨間隙，云霧消散，從八達嶺俯視大都，應該不是純粹出于想象。《析津志》也記載從龍虎臺可以清晰地望見大都：“至龍虎臺，高眺都城宮苑，若在眉睫。”如今，即使沒有遍地高樓的遮擋，即使從較近的清河向南望，也不會看見“若在眉睫”的都城宮苑。

六點四十分，我從健德門出發，沿著小月河東岸北行。小月河以東百十米，就是八達嶺高速，小月河就緊貼著八達嶺高速。我在健德門附近的牡丹園小區住過很多年，從我家窗戶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土城。但直到最近制定行走路線時，我才意識到小月河之名與北土城本來并無關聯，市政改造把殘存的元大都護城河（俗稱土城溝）與小月河連接起來，才統稱為小月河。小月河是自健德門北流進入清河的那條河，是北京城北唯一一條自南向北流的河。為什么叫小月河呢？清人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二有“村莊”條，提到“小月河之言月，朝霞店之言霞”，可見早有此名。月河本是指幫助堰壩分水的人工渠，元代北京這條小月河也應該是人工渠，其功能是把大都北護城河的水分流到清河。明代把小月河延伸到德勝門外的關廂，用意相同。1985年市政改造把小月河與土城溝連起來，再北入清河，可以說繼承了元代的水網結構。

只是溝渠雖在，水卻不見了。我沿著小月河一直走到清河，始終不見有連續的水流，只在某些河段有淺淺的水洼。兩岸時時可見的警示牌藍底白字寫道：“為了您的生命財產安全，請不要戲水、游泳、捕魚、潛水。”但愿這些文字能激發我們對一川激流的想象，或回想起往昔的綠水青山。不過即使沒有水，即使河道被鐵絲網密密實實地封起來，小月河兩岸的白楊樹和水泥道還是令人愉快的，特別是在夏天的太陽越來越高時。河道兩側的樹蔭下有很多晨練者，他們給這一帶的空氣注入了某種輕松和充滿活力的元素。有些老人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得很大，悠閑自得地散步，與旁邊甩開雙臂大步快走的中年人形成鮮明對比。七點多鐘的城市，已經熱鬧起來了。

小月河，是夢想開始的地方，也是夢想結束的地方

出發半小時后，我走在六道口與上清橋之間的小月河西岸。這一帶前些年是北京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因《蟻族》一書而廣受關注。書里有一篇《他們在小月河》，開頭就寫道：

小月河，跟著名的奧運村，只隔著一條高速公路

這里，是無數追夢的外地孩子，夢開始的地方

這里有一邊唱歌一邊賣東西的貧嘴男人，還有跳河自殺的小姑娘

《蟻族》描述這一帶的各種群租“學生公寓”和北漂群體，似乎生活在一個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雖然和我家只隔了一條四環路和幾個小區。據說電影明星王寶強曾蟄居于此，許多后來取得成功的年輕人也曾擁擠在小月河。我記得前些年有朋友警告我不要隨便去這一帶，“非常亂，什么人都有”。看《蟻族》和網上的各種回憶，說每天傍晚以后各種攤販擠滿了大街，行人通過都很難。有解釋說，群租的蟻族下班后無法在住處容身，只好在大街上晃蕩，各種衛生條件絕無保障的小吃攤因此極為發達。住過的人在網上回憶說：“六層高的樓，每層有二十個左右不到十五平米的房子，每個房子住四到六個人不等。一棟樓就一個澡堂，十五六平的地兒，豎著十個蓮蓬頭，放眼望去全是黑壓壓的人頭，三個人共用一個蓮蓬頭輪流洗，剩下的就脫光了在旁邊等。抬頭望著水流，竟似南方小雨時屋檐下滴答的雨水，輕輕柔柔，卻無情無愛。瞬間有種想哭的沖動，心跳到喉頭，惱恨自己無端地跑來北京受活罪。入口的旮旯角落散發爛臭垃圾、臭水與腐木的味道。”也讀到這樣的回憶：“小月河，是夢想開始的地方，也是夢想結束的地方。”對那個跳河自殺的姑娘來說，小月河豈止是夢想結束的地方。

我在準備這次遠足時，常常在離家十公里的范圍內隨意走，也曾在傍晚走到俗稱“二里莊學生公寓”的這一帶，已見不到那種擁擠、熱鬧和讓局外人略感緊張的青年人聚集場景，只有寬闊干凈的馬路和剛剛種上的街樹，偶爾見到流浪者在過街天橋上擁被而眠。大概因為廣受關注，這里的蟻族已被市政方面清理驅除。這兩年小月河東岸密集的棚戶區被全部拆除，原來多達十萬人的北漂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遷移到別的地方了，到了另一個我們看不到、不理解，也不想知道的地方了。從網上各種回憶和評論來看，小月河河道被鐵絲網密封起來，是在那個姑娘跳河自殺之后，這算是市政管理者的一種應對舉措。《他們在小月河》說“小月河的泥很厚啊”，那個姑娘是陷在泥里淹死的。現在河道經過清淤，沒有水，也沒有泥，只有泛白的水泥河底和隨風流動的塑料袋。

從上清橋下過五環時，剛剛八點。陽光越來越刺眼了，不得不戴上帽子和墨鏡。小月河匯入清河之前，我見到了明代所建的廣濟橋。廣濟橋始建于永樂十四年（1416），景泰七年（1456）全面維修過。該橋橫跨清河，是明代御道北去十三陵過清河的關鍵地點。我看過介紹，說廣濟橋的橋基是由雙層帶企口的石板鋪砌而成的整基板，原來石橋下有密鋪的松木大方木，方木之下是密貫的大木樁。石橋兩端有明代石望柱及望板，下有兩座分水尖橋墩。這座三孔聯拱實心欄板石拱橋，長四十八米多，寬十二米多，橋體和泊岸俱以塊石包砌，內以條石、青磚混砌，磚石縫隙間灌以白灰漿，券石之間以鐵腰相勾連。1984年整修清河時，把這座古橋拆解開，再重建于原橋東南側的小月河上。現在這座橋周圍全無標牌說明，不注意的可能無從知道其歷史價值。橋面事實上成了停車場，十來輛汽車停在上面，有的還緊裹著銀灰色的車罩，顯然是把古橋當作了長期的停車場。

小月河匯入清河之后，我向左拐沿清河南岸的濱河路西行。驟然間人車洶涌，極為擁擠，行人、自行車和小汽車比清河水流動得還緩慢。今天在這里看到的清河水體很大，那是攔壩蓄水的結果。這樣在城市中心地帶蓄水似乎是當前的一種時髦，明明干涸的河流到了城市忽然形成不小的湖泊，給人造成虛幻的湖山美景。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利于環保，我不知道，但總覺得并沒有什么好看。好不容易在人流和車流里挪到清河二街，右轉過橋到清河北岸，左轉沿小清河路向西。這么走的理由是，我相信元代御道和驛道過清河的地方比明代要靠西，而著名的大口捺缽大概在今小營附近，也就是說，元代過清河的地方應該在小營以南略偏東。從小清河路北轉進入毛紡路，再走一會兒，就到五彩城，這時我已走了兩個小時整。再往北走到小營西路，大概就是元代大口的位置了。

元代大口是出大都的第一捺缽，皇帝北巡，出京后都在大口宿頓。周伯琦《扈從集》記“是日啟行，至大口，留信宿”，又說，“其地有三大垤，土人謂之三疙疸，距都北門二十里”，所謂“三垤何崇崇，遙直都門北”。根據元代其他人的記錄，三疙疸在大口西側，從大口捺缽西望，最醒目的就是這三個大土堆，很可能指的是今上地一帶地勢較高的地方，所以大口又有三疙疸捺缽之稱。百官迎送皇帝，最近的地點就是大口。周伯琦的詩寫這一帶的風景道：“天肅煙嵐青，野迥露草白。”今人只能憑著宋元山水畫去想象了。不過周伯琦的詩重點在描述皇帝的威儀、國家的富盛和百官的歡欣：“文武迨髦倪，忭舞拜路側。萬羊肉如陵，萬甕酒如澤。國家富四海，于以著功德。”肉山酒海，歌舞升平，真是太平盛世的景象。誰也想不到，十六年后，同一個皇帝，同一個統治集團，會倉皇北逃，經過大口時竟一刻也不敢停留。當他們一口氣跑到居庸關，吃喝都無人“供張”時，一定會懷念當年的萬羊肉、萬甕酒吧。

一百多年前，西方車隊在“去長城的路上”

幾年前我買到意大利記者路易吉·巴茲尼（Luigi Barzini, 1874-1947）的書《北京到巴黎》（Pekin to Paris）的英譯本，閑中翻閱，覺得很有意思。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博爾蓋塞親王駕駛汽車穿越兩個大洲的行程記》（An Account of Prince Borghese's Journey Across Two Continents in A Motor-Car），記錄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有五個車隊參與的跨越歐亞大陸的汽車拉力賽。那時汽車出現還沒多久，對大清國上下各階層的人來說應該是極為新奇的。不過我對汽車比賽沒有興趣，讓我感興趣的是書中對那時中國的種種描述。

路易吉·巴茲尼對中國并不陌生，義和拳時期他就在駐北京的意大利使館內，是向西方發出實時報道的少數記者之一。日俄戰爭時期，他曾跟隨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戰事報道。1907年6月他到北京加入博爾蓋塞親王（Prince Scipione Borghese, 1871-1927）主駕的都靈產Itala七升意大利車隊，全程報道這次史無前例的洲際拉力賽，幸運的是他隨乘的這輛車以六十二天跑完近一萬五千公里的全程，獲得冠軍。出版于1908年的《北京到巴黎》對比賽過程，特別是對博爾蓋塞親王的Itala車的沿途情況，有生動和詳盡的記錄。該書的第三章“去長城的路上”一開頭這樣寫他們6月10日清晨的出發：

在一個（中國）警官的號令下，我們行經路線上約五英里（八公里）范圍內的全部交通都停了下來，北京城里那種常見的原始的載人二輪小車都擁擠著等候在狹窄的十字路口和寬闊的大馬路邊。北京主街道兩旁數不盡的低矮房屋下，人群也馴順地列隊等候我們通過，他們要么倚靠在暗黑冒煙、飄著蒜味的飯館前，要么散立于沿街商鋪前，這些商鋪當街的一面都是涂彩或鍍金的木雕，高掛著飾有龍和紅絲邊的店鋪招牌，或是那種寫著金字的漆板，展示著各種形式與各種色彩獨特的大混雜，把中國街道裝飾得像是每天都在過節一般，它們移動、漂流、震顫，似乎與生活的聲浪一起搖蕩。

這些是集市上日常所見的那種人，淡漠而生動，每天如此，并非因我們而聚集。這個威風的比賽車隊就這樣在北京人的漠不關心中離開北京城。他們看著我們，既不好奇也不厭憎，好多人甚至懶得看我們一眼，那態度會使你認為他們對汽車比賽這種事早已司空見慣。我們幾乎有了卑屈之感。我們本來期望巨大的敬仰，卻只見到莊嚴的無動于衷。事實是現在歐洲人不管做什么或有能力做什么，都不能讓天朝的子民感到驚訝。我們文明的奇跡甚至不能吸引一個中國小孩的注意力。似乎在中國很久以來人們都認定我們歐洲人有某種魔力，掌控著某種神秘力量，可以給鋼鐵之物注入生命，讓它們做各種工作，這在我們歐洲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能算是什么奇跡。

在狹窄街道的迷宮里快速行進，我們來到北城。穿著寫有白色大字的外衣、戴著草帽的中國警員，長辮盤在頭上，如法式發髻那般優雅，用長棍給我們指示方向。沒過多久，我們就看到煤山的佛塔聳立于黃墻紫禁城之上，這個煤山是有個皇帝為了看到京師全貌而命人在他花園里建造的。再過一會兒，我們就來到偉岸高峻的德勝門下了。這個半城堡半神廟的建筑，以其三排帶遮板的炮窗威懾著城外的平原，那炮窗就和古代三桅戰艦上的炮眼一樣。靠近城門時道路變得像是龐貝古城的街道，歲月久遠，車轍深陷，我們只好慢速前行。出得城門，那呆滯的、吵鬧的、無所用心的郊區生活就流淌在我們面前。

從德勝門往北一直到昌平，他們走的是明清的官道，其中從健德門至清河一段，大致與元代的御道重合，也和我走的小月河東岸較為接近。從巴茲尼的記錄來看，這段官道似乎并不寬闊，也不平直，有些路段泥濘難行，有些則溝壑縱橫，汽車不僅不能高速疾馳，有時還不得不靠人力抬起來才得前進。他們雇傭的一隊中國“苦力”是他們得以安全抵達張家口的最大功臣。書中對這些苦力有很多有意思的描寫，以后我們還會引述，這里需要特別介紹的，是巴茲尼記錄的車隊過清河古橋的一段。那座陳舊破損、給他們增添了巨大艱難的古橋，就是我剛剛走過的、1984年搬遷到小月河上的廣濟橋：

在清河我們必須面對第一道難關。汽車要駛過古橋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就沿著河岸到處尋找水淺的地方，希望找到有人涉水而過的痕跡。可是，沒有！只有一條路，就是這座橋。

這座最為壯觀的橋梁，是歐洲傳說中歸功于馬可·波羅的偉大建筑之一，但可能不會早于明代。這一富麗堂皇的杰作，全都用大理石建造。欄桿雕刻得頗有一點歐洲式的優雅，這或許證明把此橋歸功于馬可·波羅的歐洲傳說并非空穴來風。橋欄以優美的線條伸展開，把兩岸連起來，構成一個華麗的白色拱形。這是往昔榮耀的最后孑遺，在這片已忘記了從前對偉大和美的熱愛，如今只剩下原始粗俗的土地上。巨大的大理石石板曾平鋪在橋面上，但許多世紀的磨損已使它們破裂分解。你會覺得在過去的這數個世紀間，大地的緩慢隆起正試圖舉起這些石板，似乎它們就是如此之多的半開墳墓的棺蓋。自從這個城市被稱作汗八里（大汗之城）——馬可·波羅記作Cambaluc——以后，這座橋一定再也沒有被維修過。我們該會多么贊賞這一美麗的歷史文物啊，如果不是因為我們必須把一輛重達一千兩百公斤、四十馬力的汽車運過橋去。

接下來是把汽車折騰過橋，這個過程占了整整三頁紙。如果我們不在乎作者明顯懷有的歐洲優越感（這也許是他在二戰期間滑向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基礎），以及觀察、知識和記憶的錯誤，他所記錄的道路破敗狀況，畢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清末中國的制度性無序和失敗。后來他們的車隊經過南口、懷來時，他也記載了今人無法想象的城鎮中心的深陷、泥濘和骯臟。書中有一張汽車過橋的照片，橋面大石板斷裂、錯位、失蹤，的確是比土路危險得多。但是，以通行近代汽車的標準來衡量廣濟橋或其他中國橋梁，以及衡量那時中國的城鎮鄉村道路，并不是合適、合理的，因為它們本來并不需要承載汽車。巴茲尼他們知道，這是第一次有汽車駛上廣濟橋。不過他們肯定想不到，一百多年后，廣濟橋會承擔停車場的使命，會有十多輛車分三排停在橋面上，一如我之所見。

走路時的沉思狀態能帶來極大的愉悅

從大口向北，元代輦路接下來要經過皇后店和皂角屯。周伯琦《扈從集》記元順帝一行從大口出發，“歷皇后店、皂角，至龍虎臺，皆捺缽也”。皇后店和皂角屯這種捺缽，多數時候不一定用作車駕過夜，只是途中休息一下而已。龍虎臺才是出京之后第一重要的捺缽。從大口、皇后店至皂甲屯這個路線，可以看出元代的御道、驛道與明清官道相比是偏西的，因為那時昌平縣城（今昌平舊縣）也偏西，元代驛道直指元代的昌平縣城。皇后店、皂角屯、龍虎臺等地名都保留至今，顯示了歷史與社會強韌的連續性。當然這些地名在當時、在后來，都有許多不同的寫法，比如皇后店當時就有寫作黃堠店的，皂角屯現在的名稱是皂甲屯。有一種解釋，說皇后店是“皇后田”的訛寫，而皇后田是金代皇后的奩妝田。地名連續性是歷史連續性的一個方面，但這種連續性有時只是形式意義上的，就如同今人在西直門見不到門，在雙井看不到井一樣。

我從小營向西，沿上地西路北行，過了西二旗地鐵站之后不久，就并入京包路，從此離開繁華、擁擠和喧囂，進入到空曠安靜的、視野開闊的、有許多綠色的地帶。西望太行，北眺燕山，藍天上有白云浮動，清風帶來田野的涼意，精神為之一振。這時我走了三個小時多一點，雖然艷陽高照，背包下的襯衣已經汗濕，卻沒有一點疲勞感。相反，似乎感知能力忽然提高了，我開始注意路邊小草的搖曳、樹枝間蜂蝶的飛舞和各色野花在陽光下的歡笑。這時候你可以真正享受走路了。寫了《瓦爾登湖》的梭羅（1817-1862）說過：“只有我的雙腿邁開時，我的思想才開始流動。”對我來說，走路時所進入的那種沉思狀態，能夠帶來極大的愉悅，似乎比深度睡眠更使我頭腦清醒，比聽古典音樂更讓我心情平靜。而且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稱之為大自然的那個存在，才真真切切地與我的視覺、觸覺、味覺、聽覺發生聯系，讓我意識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再走一個小時，過了異常寬闊的北清路，往西就是航天城。地圖顯示航天城以北不遠就是皇后店村。上午十一點，我從北清路北轉進入友誼路，西側是一大片新建的褐粉色高層住宅樓。路邊新栽種的槐樹下，三三五五本地農民模樣的人聚在一起打撲克牌，興高采烈地吆喝著。幾個人笑吟吟地打量我，問，旅游呢？我說，是呀。又問：要去哪兒這是？我說，皇后店。他們笑了，指著路西那些塔樓說：哪兒還有皇后店呀，都搬到那些個樓里了。原來，皇后店村一帶已被拆遷，村莊的很大一部分都建成了城市學院的新校區。這些在路邊休憩的村民是牛坊村的，也就是北清路和友誼路這一帶的拆遷戶，他們的村莊也都徹底消失了。

我跟他們聊了幾句，繼續往北走，走了不到百米，忽然覺得有點累，也有點餓。這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于是靠著一棵堪堪可以遮一點兒太陽的、新栽的小槐樹坐下，取出水杯和餅干，開始午飯。剛才聊過天的一個村民走過來，指著樓群北邊對我說：別介，那邊有餐館呢。顯然，他是遠遠注意到我在路邊吃干糧，專門過來提示我的。我謝了他，起身背上包沿友誼路向北，再向西拐上豐潤路，繞到這個新居民區的西北側，找到村民所說的餐館，點了一碗拉面。走了近五個小時、差不多二十公里之后，在涼爽的室內安坐下來，吃這么愜意的一頓午飯，真是享受，就像汗流浹背的登山途中忽然來了一陣清風。

午飯后再上路，回到友誼路向北，再左轉到皇后店路向西。友誼路的西側有一條新修的大渠，是向北直通到南沙河去的。東側，越過京新高速（G7），可以看到一片高大建筑，樓頂有大字招牌“北京大學國際醫院”，想起不久前聽人說過，在昌平有個北大醫療城，應該就是這里了。皇后店路的南側就是城市學院的航天城校區，也就是從前的皇后店村。這一帶大概就是周伯琦所說的皇后店捺缽所在，不過具體的捺缽位置，不一定與皇后店村緊密對應。從地理上分析，之所以在大口與龍虎臺之間有皇后店和皂角屯兩個捺缽，可能與渡口有關，就是在沙河渡口的南北兩岸各有一個捺缽，便于休整和接應。

原皇后店村的主體部分已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學院的新校區。走到這里時，大風驟起，黑云蔽天，豆子般的雨滴穿透白楊樹葉，砸在我的臉上。我慌慌張張從背包里取出雨傘，頂著沙塵和風把傘撐開，可是才過了幾分鐘，風停雨住，太陽又掙開了云層的封堵。

元代皇帝與大象的往事

我準備這次徒步時，有朋友問，人家元朝君臣不是坐車就是騎馬，哪有你這么靠兩只腳的？的確，除了最低等級的奴使人員，那時往返兩都者絕大多數是乘車騎馬的。古人步行，不趕路的話，一天也就二十來公里。《漢書·賈捐之傳》記當時“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唐代的制度是騎馬每天七十里，步行或騎驢則是五十里，坐車只有三十里。也就是說，因公出差者步行一日五十里（合今二十三公里）,很可能這是機械動力出現以前人類社會的常態。可是我們去上都計劃要用的時間，比元代兩都巡幸的日程要短得多，因此必須走快一些，平均每天得走三十公里左右。我也考慮過路上雇頭驢什么的，免得背包太沉。行李是遠程徒步者的主要負擔之一。有本書上說，在山間跋涉一周之后，每一片飄落在背包上的樹葉都讓雙肩感到壓迫。我向一個來自延慶的出租車司機咨詢雇驢馬的可能性，他說，現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遠啊。汽車時代，牲口少了，也沒誰趕著牲口走遠路了。

元帝出行的陣仗之大，現代人是難以想象的。前后合計在十萬人以上，牛羊馬驢騾駱駝，真是一種超大規模的游牧轉場。首先食物供給的規模就駭人聽聞，而食物中首先是馬奶，沿途預先準備好可以取奶的馬匹就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元史》上說：“車駕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健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遠于群。”馬奶對蒙古人的重要性，堪比麥粟之于華北農人。裝載馬奶的大車叫“醞都”，用馬奶祭祀歷代過世皇帝也有個專名叫“金陵擠馬”（把皇帝陵墓稱作金陵，熟悉北魏史的也許會有一絲詫異？）。胡助描述皇帝出發之前糧草（牲畜）先行的詩句說：“牛羊及騾馬，日過千百群。”他還提到“氈房貯窈窕，玉食羅膻葷”，是指宮中的女性服務人員和食物，而他特別強調“膻葷”，反映了江南文士對草原美食的隔膜。

至于宿衛軍人之多，儀仗之盛，更是人山人海，“萬騎若屯云”都不足以形容。據《元史·輿服志》，元代皇帝（蒙古大汗）的主旗是黑色的，樹在白色旗桿上，大旗前后則是馬鼓。出行時，皇帝儀仗打頭的就是這面黑色大旗，這面大旗叫“皂纛”。原書在 “纛”字下有小注云：“國語讀如禿。”意思是蒙古語稱纛為“禿”，蒙古語表“旗幟”的正是tug一詞（我猜“皂纛”這個詞在蒙古語里就是kara tug）。圍在皂纛前后的馬鼓也很特別，是架在馬背上的皮鼓，馬夫牽引而行。而這些馬的裝飾也相當特別，馬的轡、勒和胸前都綴飾著紅色纓帶，纓帶上穿著閃亮叮當的銅鈴。馬頭、馬身有鎏金的銅杏葉、長長的野雉羽毛等各類裝飾。馬背上安放一個四足木架，木架上就是皮鼓。除了馬鼓，還有駝鼓、騾鼓。駝鼓架在雙峰駝上，有時候“前峰樹皂纛，或施采旗，后峰樹小旗”，兩峰之間架一面小鼓，騎者即是鼓手。“凡行幸，先鳴鼓于駝，以威振遠邇。”

元代皇帝的座駕迥異古今，乃是東南亞所產的大象，史料中或稱象輦，或稱象馭，或稱象轎，或稱象輿。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交趾（今越南北部）和真臘（今柬埔寨）被蒙古人征服后，每年進宮的重要貢品中就有大象及馴象師。據《元史·輿服志》，這些大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陽”，即今什剎海至積水潭一帶，也就是《析津志》所說的“在海子橋金水河北一帶”。為什么要養在這里呢？很可能是因為這里有溫泉，氣溫略高，大象可藉以過冬，所以《析津志》說“今養在匠城北處，有暖泉”。《元史》說這些大象的功能就是為皇帝提供騎乘：“行幸則蕃官導引，以導大駕，以駕巨輦。”值得一提的是，《馬可·波羅行紀》（馮承鈞譯本）里提到忽必烈乘坐由四頭大象所負載的象輦：

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樓，四象承之，樓上樹立旗幟，其高各處皆見。（《馬可·波羅行紀》第七十八章《大汗討伐叛王乃顏之戰》）

大汗坐木樓甚麗，四象承之。樓內布金錦，樓外覆獅皮。（《馬可·波羅行紀》第九十二章《大汗之行獵》）

張昱《輦下曲》有“當年大駕幸灤京，象背前馱幄殿行”之句，拉施特《史集》亦記忽必烈汗坐在象背上的轎子里，幄殿和轎子，就是馬可·波羅所說的木樓。所謂木樓，就是大象所背負的皇帝座椅。其實這個座椅是一具裝飾極為華麗的大轎子，《元史》稱為“蓮花座”，其華麗程度遠不是馬可·波羅所說的內布金錦、外覆獅皮而已。據《元史·輿服志》，這具“五采裝明金木蓮花座”，裝飾得美輪美奐：“緋繡攀鞍條，紫繡襜襦紅錦屜，鍮石蓮花跋塵，錦緣氈盤，紅牦牛尾纓拂，并胸攀鞦，攀上各帶紅牦牛尾纓拂，鍮石胡桃鈸子，杏葉鉸具，緋皮轡頭鉸具。”蓮花座上還有一個鎏金銀香爐。

馴象力大步闊，乘坐大象也許遠較車馬平穩，即便道路狹窄，也可以解開連索，不必四象并用，用兩頭象或單用一象也不錯。而且大象看起來步履遲緩，其實步幅很大，一步抵得上騾馬兩三步，走起來一點也不慢。所以《析津志》說：“其行似緩，實步闊而疾，躥馬乃能追之。”但馴象是馴服的象，并不是馴化的象，受驚的大象往往會制造險情，踩踏傷人還在其次，象背上的皇帝也難得安全。忽必烈時期，發生過大象被迎駕者表演的獅子舞驚嚇，失控奔逸，幸虧有人堵住大象去路，又有人砍斷象背上拴座椅的繩子，把忽必烈從象背上及時救下來，才沒有出大事。史籍上有關元代馴象傷人的記載并不少，從南方運往北方的過程也稱得上艱辛萬狀。至元年間一頭大象從云南北送，途中驚怒，踩死了一個被稱作“老殷”的老軍人。

元以前也有把大象養作寵物的皇帝。《明皇雜錄》記唐玄宗除了養有著名的舞馬以外，還養了犀牛和大象，而且這些犀牛和大象跟舞馬一樣，“或拜舞，動中音律”，也學會了按照音樂節奏起舞跪拜。盧綸有“蠻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的詩句。《安祿山事跡》里還有一個故事，說這些巨型寵物落入安祿山之手后，他在某個宴席上試圖讓大象朝他行跪拜之禮，沒想到大象“瞪目忿怒，略無舞者”，一動也不動，激怒了安祿山，把大象推進深坑，先燒后殺，盡數屠戮，“舊人樂工見之，無不掩泣”。

元朝的最后一個皇帝元順帝不僅騎乘大象，而且也養了一頭能夠跪拜起舞的寵物大象。元順帝北逃后，徐達把這頭馴象運往南京獻給朱元璋。明人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云：“一日，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朱元璋殺了這頭不向自己低頭臣服的大象之后，又覺得它是頭義象，比降明的元臣危素有氣節，就讓人做了兩塊木牌，分別寫“危不如象”、“素不如象”，掛在危素的雙肩。而且，明代歌頌這頭義象的詩文還不少，郞瑛《七修類稿》載明初《義象行》一詩，就寫得極為生動，一唱三嘆，賦予這個傳說以巨大的道德意義。

明人葉子奇《草木子》記了一條諺語“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因為沒見過。可是元代北方人見過皇帝象輦的并不少，即使沒能親眼見到，也大致聽說過那無比威風的派頭。統治者的榮耀和不可侵犯，需要崇高的建筑、莊嚴而獨享的色彩和遠方稀罕的巨獸來映襯，也需要比螻蟻還多的臣仆來見證。或許，這正是象輦在元朝一直使用的原因。正如楊允孚的詩句：“納寶盤營象輦來，畫簾氈暖九重開。”柯九思有一首《宮詞》，準確傳達了這一時代精神：

黃金幄殿載前驅，象背駝峰盡寶珠。

三十六宮齊上馬，太平清暑幸灤都。

當我在皇后店村的廢墟上撐起雨傘的時候

下午兩點半，烏云消散，天藍云白，我走在南沙河南岸，從人大附中的一個訓練基地附近過橋到了北岸。從地圖上知道西邊不遠處有新建的古跡“納蘭園”，其實是一家農家樂，園名借自東側原有的納蘭性德家族莊園故址，納蘭家族墓地也在附近，但都早已了無蹤跡。當年讀納蘭詞，感覺真是超越了時代，這樣一顆敏感得不可思議的心，既親切又陌生。想想他曾行吟在這條南沙河的岸邊，他所凝視過的天空，他所吹拂過的夏風，和此刻大概也差不了太多吧。

從航天城到南玉河，村莊密集的地方，見到多處藍白兩色的小房子，大牌子上寫著“公共安全社會管理網格管理站”。網格指的是網格化社會服務管理模式，網格內有網格管理員、網格助理員、網格督導員、網格警員、網格黨支部書記、網格司法力量和網格消防員等。也有人說，網格員就是駐區民警，根據區域內的人員情況、社會治安復雜程度將區域劃分成網格。幾年前在新疆聽一個邊疆研究專家介紹，說在南疆農村推行網格化管理，要求管理人員幾分鐘之內到達出事地點云云。后來又聽說，在西藏也推行這種網格化管理。我還在一次會議上聽一個民族問題專家講邊疆治安，對這種網格化管理大加推崇，譽為新時代的制度創新。我沒想到北京郊區也在實行這種制度，上網一查，原來全國許多地方都在推行，遠不止于邊疆地區了。

從南玉河村向西走十幾分鐘，就到皂甲屯村了。皂甲屯，顯然就是元代的皂角屯，村名來自于皂角樹。但二者似不必在空間上重合對應，因為從地理路線來看，元代的皂角屯應該在偏東一些，大概在今天的幾個玉河村一帶。如今這些村子幾乎彼此毫無空隙地相連，沒有田地間隔其中。我留意到幾乎我經過的每個村口，都有橫向的金屬卷閘門，只是都卷起來堆在一邊，似乎并未打算實用。不過可以設想，如果需要，這些卷起的門可以立即展開來，封堵住通向村內以及村子與村子之間的交通，經過或進入這些村莊的路就被切斷了。不知道這種設施是否網格化管理的一部分。過去常聽人說當前社會管理的成本如何如何高，看到這些設施，才多少有些理解。

在這幾個村子停留、買水或問路時，吃驚地發現我試圖攀談的許多人都說他們不是本地人，都來自外地（河北居多），租住在這里才幾年時間。想起去年夏天我在湖北老家的農村徒步時，也遇到類似的情形，那些坐在古鎮老房檐下乘涼的人，對我打聽的本地往事一無所知，因為他們都是近年才搬來的。當代中國急劇的人口流動并不止是發生在城市，偏遠的鄉村亦不例外。去年徒步時注意到的另一個現象，在京郊農村的半天行程中也得到印證：行走在鄉野村落間，基本上不必如從前那樣擔心有惡狗突然躥出。傳統中國隨處可見的那種看家護院的土狗、柴狗已基本絕跡，被數量更大的、外來的、貴族氣的寵物狗所替代。和社會流動的普遍化一樣，這種家養狗的種族替代現象，絕不是僅僅發生在城市里。

沿甲屯路東北行，到北玉河村，就到了繁忙喧囂的沙陽路，也就完成了今天的行走計劃。于是沿沙陽路東行，打算走到沙河鎮。時當下午三點半，距我早晨從健德門橋下出發，已經九個小時了。地圖上顯示我走了三十二公里，實際上可能更多。一想到今天不必再走，疲憊立即和汗水一起遍布全身。過了G7的立交橋不到兩百米處，路邊白楊樹下停著一輛出租車，司機主動問我要不要車。我說，好啊，就上了車。在G7上快速南行時，看路西我剛剛走過的那些地方在陽光下閃閃爍爍，我走了差不多一天的路程，現在一眨眼就過去了。半小時后，我在清華東路下車，沿王莊路走回五道口。路上頗有積水，人行道開裂的磚石縫隙不時濺起泥水，路邊散布著被大風撕扯下來的槐樹枝葉。顯然下過不小的雨，當我在皇后店村的廢墟上撐起雨傘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