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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雕塑系畢業生的“轉型”，從住在精神病院、和病人交朋友開始

2021-11-24 07:3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姚家怡液態青年

作者｜姚家怡

現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作品。

“你是學藝術的，怎么跑到醫院里來？”在醫院工作的兩年，蘇令林總被問到這個問題。

2018年，在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碩士畢業后，蘇令林進了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工作。這是當地最知名的精神病醫院。此前的兩年里，他曾在精神病醫院病房住過一星期，為的是了解精神病患者；他還和患者一同逛美術館，一同創作作品。而他對精神病患者的關注，始于一次意外——2016年，他目睹了一名患者跳樓自殺。

去年，蘇令林從醫院離職，著手創辦自己的公益機構“一和藝術療愈中心”，他想在社區為精神病患者、康復者提供藝術療愈服務，還試圖以讓康復療愈成為患者的職業，解決他們“重回社會”的難題。

蘇令林告訴液態青年，有時跟朋友開玩笑，自己畢業兩三年了，除了雕塑，啥都干了。

以下根據他的講述整理：

研一下學期（2016年4月），算是我第一次真正關注到精神病患者這一群體。以前我也有關注過精神疾病，通過一些影片知道這個病是怎樣的狀態，會特別震撼，但沒想過去深入了解。

那天我正好在醫院看病——是剛剛成立的新醫院，醫生比較少，我掛水的時候，一個人突然從樓上跳下去了。他跳下來之前，我剛好看了一眼時間，所以他每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比如幾點落下來、幾點宣布死亡，我都記得比較清晰。

事情發生得很突然，當時他的媽媽在掛號，他等在一旁，他爸爸在旁邊的凳子上坐著休息。他跳下去之后，他媽媽直接暈倒了，他爸就在那跺腳，我是第一次見人急得跺腳是那種跺腳，特別傷心，特別著急。

他落下去的幾秒鐘內，所有人都是懵的。過了那么幾秒鐘，醫務人員開始去拉他搶救。

其實剛開始我也沒有特別關注，我要找護士扎針輸液，但是護士都去給他搶救去了。我就到搶救室看了一眼，門好像也沒有關，半敞著，能看到他的上半身，身體已經變形了。

蘇令林根據這起自殺事件創作的作品《楚門的世界》。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對死亡這種事情還是比較恐懼的，突然間這么近距離接近它，我自己其實也是懵的。

然后我就想著跟家屬了解一下。他摔下來以后，他爸媽一直在病房休息，后來他哥哥過來了，幫他處理一些事情。我跟他哥哥聊天，得知他30多歲，有抑郁癥，還有過吸毒史，戒毒期間一直在家里，后來有一些幻聽、幻視，慢慢產生了一些精神問題。

看到他跳樓之前的兩個月，我們學校門口也有一個小孩跳樓死了，好像是個打工的十七八歲的小孩。我就總感覺，這冥冥之中好像注定了我要去關注這些事情。

當時本能反應就是想通過這個（自殺）事件來做作品，做一個比較有沖擊力的作品，當時其實也正處于創作的迷茫期，不知道做什么類型的作品。但只做作品的力度不夠，而且解決不了他們的現實問題。在慢慢了解這個群體，跟醫院、患者、康復者接觸后，會慢慢有種責任感，覺得應該去做更多事情。

另一方面我也想通過做事情來療愈自己，因為這個事情（目睹精神病患者自殺）對我來講，是一個心理創傷。那段時間我做夢經常夢到跳樓，所以想著怎么能夠幫助他們。

我想把自己受到的這種沖擊轉換轉換成藝術語言去表達，但是不管怎么轉換，以什么樣的形式轉化，都顯得很蒼白，它沒有發揮出社會作用。這么一個龐大的群體，我自己做這么幾件作品是沒有任何作用的，我想著還是要靠政府，于是就開始跟醫院接觸了。

剛開始，醫院不愿意跟我合作。

我跑了七八次醫院，用了將近兩個月。他們一聽我說想先進入病房一周，了解患者，就說不可能。我也找了很多家醫院，找了當地最大的重慶市精衛中心很多次，有一個醫生終于“受不了”了，幫我對接了宣傳科科長?？崎L對這個事情特別感興趣，也很認可，但是事業單位沒法和我這么一個個人合作。她給我出了個建議，讓我以學校名義和醫院合作。后來我就找學校開證明，整個過程將近半年的時間，慢慢和醫院建立了關系。

（這個過程）一個幸運的是我足夠堅持，另一個幸運是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

蘇令林。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先進醫院住了一段時間——我在里面會相對自由一點，但是也有一個固定的病房，屬于早期干預那種，一共住4個人。

在醫院里，主動來找我的病人不是很多，但我也遇到比較有意思的幾個人。有一個好像是博士，他跟我聊時間是可逆的、要受力的影響，然后在A4紙上寫了一大厚沓解釋，很多公式。他說的很多我都不理解，我能理解的是時間是個圓形，然后時間可逆并不是往回走，而是它以多少倍的速度往前行進的時候，回到了它剛開始的點，反正我覺得挺有道理的樣子。

還有一個哥們兒一直追著我聊天，因為我是唯一愿意聽他聊天的人。他說自己是項羽，他能感受世界上有很多的項羽，就是一個人走了以后，靈魂分為好多個去投胎了。他一直來找我，到后來我不太想聽他說話了，我就說你別找我了，我是韓信，咱倆是仇人。結果他樂此不疲地繼續找我問，記不記得上輩子發生什么事情，問我為什么要害他。

我是帶著很多的疑問去的。我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是什么樣子，也不知道他們是什么原因產生的病，產生之后會有什么樣的反應。首先是要了解他們，然后才能知道我能做什么。

（精神病患者）至少跟我想象的不一樣，他們比我之前認為的溫暖很多，也不會是像我之前想的這么可怕、不可理喻。他們就算在一種病態下，也是有可愛的一面。

社會對他們的態度讓他們感到無助，但無助也并不是通過無理取鬧來表達的，有很多（患者）也理解這樣一個（現實），他們比我們想象的更“懂事”。如果用網絡流行語說，是懂事得讓人心疼那種感覺——他們覺得“我得了病，就要離正常人遠一點”。有人會挺喜歡醫院的，覺得在醫院里，他們不會被人瞧不起。

（精神病患者）并不是像“惡魔”一樣存在的，在這樣一個慢慢（了解）的過程中，我覺得應該讓他們更好地去面對這個世界，有更好的心態，也想讓社會去接納他們。

蘇令林的作品《嘿呦喂（He、you、we）》，把病房的家具搬到展覽上。圖片來源：重慶一和藝術療愈中心公眾號

我出來之后，做的第一個作品，是把我住那個房間的門、里面的東西全拆了，把這些家具放到展廳，里面藏著患者的手工作品、和患者交流時的剪影視頻。后面再做的一個作品，是以我看到的那個在醫院自殺的人為原型做的。作品間是一個遞進深入的關系吧，我的研究生畢業創作，是根據（醫院里認識的）這樣一個人物來進行的——他特別想回家，其實也達到了出院的康復標準，但是家里人不愿意接他回去。他有雙相情感障礙，家里有弟弟和母親，妻子已經和他離婚了。

他已經50多歲了，30多歲時進去（住院的），有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這樣的反復。

他一直嘗試理解家人，他跟我說，其實不怪家里人。他弟弟沒時間管他，母親年齡大了，他們（精神病康復者）其實很可悲，出去之后，連生氣的權利都沒有。一旦當眾生氣或者說話聲音重一點，別人就會認為他病情復發，把他管控起來——這算是給他造成的二次傷害。

他兒子在我做創作那一年去世了，是跳江自殺的。這件事情對他刺激很大，他一直責怪自己——如果出去就好了，如果一直陪著兒子就好了。

（他說的話）讓我覺得心里特別不舒服。我的畢業創作是把他接出來，讓他陪我一天，一起做創作。那天我帶他去逛美術館、逛學校，他特別感動，后面還經常給我寫信。把他接出來也特別難，走程序就走了將近兩個月。那天他的主治醫師，還有一個保安、一個護士、兩個行政人員一起跟著他，一車人跟他出來走一圈。

我帶他出去做創作的時候，他說想給兒子寫一封信，創作內容的一部分是他用毛筆在布上寫字，原本作品起名叫《家書》。到真正起筆寫的時候，他反而寫不出來了，說就隨便寫幾個字吧。我看他有些傷感，沒有讓他繼續寫，所以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想跟兒子說什么話。

蘇令林的作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他到現在應該還在醫院住著。出院是他最大的一個愿望，他說在（醫院）里面挺好的，但是他就是想出院。家里不愿意接他，他讓我去勸他的家人把他接出來。

但這種事沒辦法，家屬不同意，誰都幫不了他（出院）。加上他的情緒狀態，不是控制飲食、定期化療就能控制住的，一個天氣變化都可能引起病情復發，所以需要調動他自身的療愈功能。

所以我們想建一個類似于社區的地方——它不是醫院，但也像醫院，類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第五季社區那樣，還有日本滋賀縣的山間工作室，給他們（精神病康復者）一個專門的地方，讓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在社區完成，不會因為外界刺激受到二次傷害。但這在國內很難實現，除了醫院沒有地方能夠提供一個康復的空間，至少近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做一個藝術療愈中心。

我在研究生階段和醫院的合作有兩年，正好有機會碰到當時的院長，聊了一下我對于精神障礙的理解，還有精神障礙者康復的設想，他直接問，你畢業之后愿不愿意來醫院工作？

我就進去（醫院工作）了，開始做精神健康工作的嘗試。當時我是基于醫院康復科的角度，去構想做一個藝術療愈中心的。病人入院后，除去治療、定期吃藥，其他時間都是用來做康復的，我想用藝術中心給他們做一些藝術療愈康復，同時也做學術研究。還有一些創新的設計方案，包括音樂治療區、藝術市集等，但后來醫院政策指向變化，這些方案都停掉了。

僅僅保留了繪畫療愈——在康復科的名義下開展畫室，患者定期來繪畫，短期和長期的住院病人都會來。

正在繪畫的住院患者。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其實藝術療愈分很多流派和形式，簡單劃分的話，一種是大家集中起來一起畫畫，然后分享；第二種是通過畫東西，讓醫生分析你的心理，分析你潛意識的想法，其實它嚴格來說不屬于藝術療愈，而是醫學上的輔助診斷手段。至于像我做的，是一種創作性優先的藝術教育方式——以藝術為出發點，從康復組員開始繪畫，在半年至一年時間里，通過和他們溝通，看畫面上的演變過程，從（畫面）語言表達的角度去分析它。

我不是教怎么畫畫，而是教他們怎么跟自己構建聯系，怎么從意識層面上逐漸恢復條理。我會從畫面上去感知（患者和康復者的狀態），例如畫面從不知所云、凌亂到比較有秩序感，這個過程還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畢竟醫療系統和藝術系統還是不一樣的，像一個器官移植到另一個人體內，它有一個排異過程，排異過程還是很難熬的，所以進展特別困難。

藝術療愈的方式比較自由，對患者的限制沒有這么多，而醫院需要對患者做規范管理，到什么點該干什么都要安排好，很可能某一天患者特別想創作的時候，是被要求留在病房的。而且人員也不穩定，患者可能剛開始好轉就出院了，還沒等到他對藝術療愈有反應的時候，就已經離開了，而藝術療愈需要長期進行，才會有一個良好的康復作用——這也是我辭職的一個重要原因。

精神障礙者的繪畫作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去年，我辭職去籌辦現在做的這家公益機構（在社區里做藝術療愈服務）。我挑了一個10月10日早上10點10分辭職，想著是世界精神衛生日，這天辭職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走的時候，我在醫院門口站了一會兒，感覺當初答應要做的事沒做到，特別愧疚。但是也來不及感慨那么多，馬上就去籌備機構去了，前后花了半年時間，機構今年三四月正式運行。

我們機構在小區相當于門面的位置。理論上，我們歡迎所在社區的任何一位患者過來繪畫，但實際過來的人很少，而且場地空間不大，現在藝術療愈穩定服務的對象就6個人左右。目前除了我是全職以外，還有一些社工做輔助性工作，但基本是志愿者。

我辭職一段時間后，突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電話那頭說，我出院了。我懵了一下，是誰出院了？然后她跟我說是誰（以前醫院的住院患者），還想繼續找我畫畫，覺得畫畫特別有意思。我特別驚喜，給了她地址。現在有兩個康復組員是2018年開始在醫院里做藝術療愈，出院后主動找我的，他們都會定期來社區中心畫畫。

藝術療愈有長期跟蹤是更好的，如果人真正能感受藝術療愈，它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長期繪畫的患者或康復者）并沒有直觀跟我描述出藝術帶來的具體改變，他們只會從一些生活習慣描述，比如跟家屬鬧矛盾的時候，以前會大吵大叫、控制不住自己，現在會靜下來想著去溝通，然后把想說的話畫出來，再通過我表達給他們的家屬。

精神障礙者的創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引導（患者創作）首先是建立信任，尊重他們。尊重對他們來說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我跟他們以及家屬聊天，想要了解他們過往的經歷，什么時候開始犯病、哪個事件對他的刺激等等，然后給他一些心理疏導，他覺得跟你一起舒心，這就建立了信任的第一步。

（普通公眾）對精神病患者畫畫這件事挺不能理解的，也不懂得去判斷畫是好還是壞。公眾的疑惑不僅是對這種藝術，更存在于對這個群體的誤解或者不了解——更直接一點說，對于精神疾病的不了解，使得大家病恥感特別強，因為得了病之后，你的社會競爭力就沒了，誰會愿意當一個弱者？所以他們很少去主動了解精神病或者心理障礙。

小區里的居民是不會主動來我們中心了解的，來了也是找廁所。宣傳活動也做過，效果不是很理想，民眾基礎沒到那一步，直接去灌輸，他們也不理解，甚至聽到宣傳精神病就趕緊走。

所以我們在社區做宣傳會拋開精神障礙這個層面，偏向于藝術活動展覽，讓大家參與進來再說。普通民眾看了之后，會問這些都是精神病人畫的嗎，畫得還挺好的，他們有這種好奇心，但不會去深入了解，感覺像看熱鬧一樣，過去看看就算了。

目前藝術療愈好的一個作用是，讓已經得病的、已經受到歧視的人得到一個緩解，因為藝術的包容性本來就很強。舉個例子，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街上裸奔，會想這個人有問題，要報警去抓他，但是跟你說是藝術家表演行為藝術，你可能覺得這是正常的，在搞藝術。

我在醫院工作期間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有一個口號是讓這些精神障礙者重回家園，重回社會，發揮他們的作用。但是你不得不面臨一個問題：他們的精神出了問題之后，這輩子基本上就離不開藥物了，或者說這個標簽已經被貼上，（尤其是重癥的患者）再想回去是不可能的。就像一條魚把它釣上來之后，給它整點什么東西，再放回大海，它不適應那個環境了。

所以他們去就業會面臨精神壓力問題——服藥之后，他可能承受不了那么高強度的工作，還有到崗后如果不能勝任的落差感，這種問題又會出現對接（服務）的缺口，這是引發復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回歸社會”，回到最多的地方都是醫院。

正在社區中心做藝術療愈繪畫的康復組員。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就想到了一個理念，康復即就業，在這里做康復就是他們的職業，把他們裝到藝術的容器里，然后重新去面對社會。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的繪畫或者一些藝術項目，逐漸把藝術療愈產業化，做康復也可以成為他們的一個職業。如果發展順利的話，還可以給他們發工資、買社保，他們不需要面對這么大的工作壓力，也不需要像以前一樣在家里足不出戶。

做展覽出售（畫作）還是太小眾化了，（購買者）要愿意了解這種藝術療愈、認識原生藝術品，還需要康復組員有很強的創作天賦，才有可能把他的畫作為藝術品售賣出去。像我們目前接管的社區里有100多個在家的康復患者，是不可能都達到的。

目前我們做的是兩個部分，一個是自主研發品，類似于拿他們的畫去做衍生品，像雨傘、日歷這些，初期大家對這種產品和背后的故事不是很了解，所以主要是推給企業或者政府單位集體購買；另一個是面向市場，跟已經有產品線的企業合作，因為企業也需要做公益、承擔社會責任。我們現在合作的一個茶葉企業，會給我們空白的茶葉包裝紙，康復組員在紙上畫，畫完之后把它們折成包裝盒，把茶葉放進去。每賣出一份茶葉，就會把一部分收入捐贈給我們。

社區中心的康復組員在給茶葉紙盒畫包裝。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樣能解決康復組員們的一些后顧之憂，他們畢竟需要生存，壓力還是很大的。

在家康復的精神病患者，有些是自己生活的，但大部分都需要有一個家屬照料他們，像我們有一個服務的患者，父親已經快90歲了，他自己又沒有孩子，父親走了之后，他就屬于一個沒人管的狀態了。這一群體的家里，十個有九個都有點慘不忍睹。

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上的。因為勞動力的缺失，沒辦法為家庭創造更多的經濟收入。像一個三口之家，有一個精神病人，基本家里就拖垮了：得有一個留在家陪他，相當于家里失去了兩個勞動力，只有一個在外面工作。年齡大了的話，就沒辦法了，只能靠低保吃飯。

我去過100多戶家訪，基本上沒見過經濟條件好的，當然經濟條件好的，也不用接受我們這種社區服務。

另外一個問題，是家屬的情緒疏導。因為長期面對一個精神病患者，自己也會產生問題的，這樣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他情緒不好，又影響他照顧的這個患者。

大部分精神障礙者都有獨立生活的欲望，像我們這邊的一個康復組員，他第一次拿到自己工資（創作收入）時，開心得不得了，是飛奔起來的，跑去超市買菜去了。他們也會說，有錢就好了，如果自己能賺錢就好了。

社區中心里康復組員的繪畫。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目前在社區里做藝術療愈還蠻順利的。（辭職的時候）我想著在社區做，可能比醫院里的作用更大一點。在醫院里做，我感覺像是完成一個輪船的裝飾品，它沒有什么必須性，是附屬于醫學的東西，自己出來做的話，能夠實實在在把這種藝術療愈的作用最大化。

因為我是科班藝術出身的，算是藝術家吧。其實藝術家也不算是一種職業，更像是一種身份。不管是做藝術創作，還是在醫院里做職工，到現在成為一個機構管理者，我的職業和角色是不斷轉變的，但我始終是以一個藝術的角度來看的，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狀況下，藝術能提出什么問題，能解決什么問題，這是我做這些事情的本質觀點。

當然藝術家這個東西，你自己不好定位，更準確的身份定位應該交給別人，我自己只能說，保持初心去完成想做的事情。這個初心，一方面是通過藝術的方式解決精神障礙群體，還有心理障礙和心理亞健康人群的問題——他們面臨的無助、社會壓力等；另一方面，是從藝術的角度，我希望能有一點點突破，不管是在醫院期間，還是現在做NGO，其實我都是把它們當成一個藝術項目去做的。我整合藝術上的資源，來為這個群體提供一些便利，同時也為藝術做一些創新，或者邊界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