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拼手氣紅包不是隨機分配金額？有一類人最容易搶到小皇冠

微信“拼手氣紅包”最大包或者說小皇冠被誰搶了？微信新用戶還是老用戶？與使用蘋果、三星、小米等手機類型有關嗎？

近日，北京大學師生通過研究發現，人們經常玩的搶微信紅包游戲，用戶搶到的金額可能并非隨機分配，而與用戶注冊時間有一定關聯。

這一想法萌生于2016年暑假期間的一個偶然。在北京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研討課中，作為課程的插曲，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謝宇不時邀請一名學員共進午餐。邀請方式就是在課程的微信群中發紅包，領到金額最高的學生與教師共進午餐。

紅包游戲進行了10次后，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15名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生和12名北大本科生中，領到金額最高者絕大多數都是北大學生；只有兩位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領到過最高金額。

領到最高金額者的共同點是，他們的注冊微信時間都較早。大多數北大學生注冊微信賬號的時間較早，而大部分普林斯頓學生都是7月初抵達北京之后才注冊的微信賬號，只有幾名華人學生是之前就注冊過微信，而那兩位幸運兒正是在華人學生中誕生。

所以，非常巧合，“最大包”都被注冊微信時間較長的黃皮膚學生奪走。

在謝宇的指導下，北京大學元培學院經濟學專業大三學生李星宇對數據展開收集和整理，并進行了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表明，平均而言，新注冊微信的用戶和使用年限很長的微信用戶，領到的微信紅包金額較低；微信注冊時間在30到40個月之間的用戶，則能領到更大的紅包。同時，研究結果還發現，用戶是否使用蘋果手機，與領到紅包的金額沒有顯著影響。

研究人員繪制出領取到的“標準化金額”與用戶經歷之間的趨勢線。由這條趨勢線可以看出，標準化金額與用戶經歷之間是一個先增后減的關系，大致以35個月為轉折點。轉折點之前，用戶經歷越長，領到的紅包金額傾向于變多；轉折點之后，用戶經歷越長，領到的紅包金額傾向于變少。圖片截取自李星宇的論文，下同

9月29日，在北京大學第二教學樓，澎湃新聞記者見到了李星宇。這個用著Hello Kitty微信頭像的小男生有不錯的人緣，在校園中不時和同學打招呼，不過他也比較低調，不愿留下個人照片。

“我不算那種秒回微信的。”李星宇說，自己平時不太喜歡用社交軟件，碎片化的信息有點浪費時間，而且很多群聊信息是無用的。但畢竟微信是一款通用社交軟件，“如果我不用，但周圍的人都在用，那么會給我帶來很高的交往成本。”

不過，李星宇認為，微信紅包是便捷的轉賬和支付工具，同學之間借錢還錢都可以通過微信進行，在群里發紅包又是一種娛樂化的體驗。

幾天前，他在“思考者iThink”微信公眾號上發表了這篇名為《微信紅包的分配秘密》文章，發布了研究論文的全文。如果沒有統計學的基本知識，讀者很難完全讀懂這篇文章，但這絲毫不妨礙這篇研究論文獲得很大反響，尤其是在學術圈。

留言中有拍案叫絕的，有質疑的，也引發了更多人思考。

“我覺得還有一個應該注意的變量，就是搶紅包的先后順序，會不會存在先來的搶得多或者后面的搶得多的問題？”網友“LASTEXILE”寫道。

“和個人發紅包和收紅包的活躍度有沒有關系呢？”網友“長行”說。

微信群聊數據源有一個優勢在于，紅包領取活動的參與者的用戶經歷差異很大：最短的只有0.5月，最長的有58.5月（其注冊賬號的時間已經接近騰訊公司推出微信軟件的時間）。這有助于發現其中可能存在的規律。

實際上，騰訊公司也注意到了這篇論文。騰訊對澎湃新聞回應稱，“騰訊歡迎各界對微信的研究。微信搶紅包的分配采用隨機原則，希望用戶拆開時獲得意外驚喜。”

也就是說，騰訊在鼓勵學生創新的同時，依然堅稱，微信紅包的分配機制是隨機的。

李星宇說，因為是抽樣調查，所以與總體的真實情況可能存在偏差。他表示，在對于這一問題的檢驗當中，采用的是假設檢驗的思路。首先建立虛擬假設：“微信紅包金額完全隨機分配”，在此基礎上得到一個總體的分布；接下來將收集到的數據代入，發現得到的結果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對于“小概率”的界定，有一些經驗上的規定）；那么就可以以較大的把握認為虛擬假設是錯誤的，從而得到“微信紅包金額不是隨機分配”這一結果。以上所說是分析問題時候的邏輯，在統計軟件的幫助下其實可以輕松地得到結果。

至于具體的步驟，首先是在“用戶經歷-微信金額”的散點圖中添加趨勢線，發現是一個先增后減的趨勢，所以在后面的回歸分析中采用了二次函數的模型。最終的結果也表明，紅包金額與用戶經歷之間的關系確實可以用一個開口向下的拋物線去擬合。

騰訊公司和李星宇尚未接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學院教授易行健和青年學者邊文龍，從專業角度撰文建議，該實驗設計有兩方面可以改進：

一，每次微信紅包被領取的順序可能比較穩定。對微信紅包越熱情、越熟悉，網速越快，有輔助應用的同學，可能最早領到。這可能導致由計算機產生的“隨機數”，其實只是“偽隨機數”。

二，樣本量不夠大，而且10次實驗之間是高度相關的，無法滿足基本回歸中獨立同分布的假設。

但易行健認為，該實驗設計的微信紅包實驗，很好體現了統計學領域的逆否命題。并且至少表明紅包金額大小與微信用戶使用微信注冊時間長短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

在回歸模型中，用戶經歷以一次項和平方項的形式出現，而“是否使用蘋果設備”作為控制變量。結果還發現，“是否使用蘋果設備”對于領到的紅包金額沒有顯著影響。

作為指導教師，謝宇進一步向澎湃新聞解釋稱，大多數人對統計分析不是太理解，猜測不一定是對的。現在的結論只能說沒有推翻假設。

“沒有想證明微信紅包一定不是隨機分配，證明的話要更多數據。”謝宇說。

據北大官網介紹，謝宇是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的華人社會學家，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回歸分析》《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科學界的女性》《美國的科學在衰退嗎》等。

謝宇認為，微信紅包可以反映出中國文化，相當有意義。“中國文化講究感情、關系、投機、運氣，而微信紅包恰恰滿足了這幾點，它的意義不在錢，而是能聯絡感情；它的錢不多，有不確定因素。微信紅包在中國很受歡迎是有道理的。”

“這是一個基于興趣的有趣實驗，不是嚴肅的社會學研究。我在課上偶然發現某種規律，并提出了假設，說哪位同學感興趣可以深入研究一下。沒想到北大元培學院的李星宇同學十分主動、認真。”謝宇說。

上述廣東外貿學院的教授表示，希望騰訊研究院能夠提供大數據給實驗小組驗證。“如果依然得到這一結論，那么需要懷疑微信紅包產生隨機數的技術是否存在bug或更深層次的原因了。”

“畢竟產品的最終解釋權是在騰訊，我們只是提出了現象，后面的原因不得而知。”李星宇說。

“希望更多人來檢驗一下我們的猜測是不是站得住腳，無論對錯，都沒關系。”謝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