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大學排名發布，指標和排名能告訴你真相嗎？

近日，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發布了2022年度QS亞洲大學排名。其中，北大、清華、浙大、復旦、上海交大，分列中國內地大學前五位。

而前不久，U.S. News也發布了最新的大學排名，前五名是清華、北大、上海交大、中科大、浙大；幾乎同時發布的泰晤士世界大學聲譽排名，則把清華、北大、上海交大、浙大、復旦列為前五名。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榜單中，不僅進入前五名的中國大學不盡相同，即便是公認的北大清華兩所頂級名校，它們的排名時而進入世界前十，時而僅位列前五十。

大學排名：僅供參考

不同排行榜上大學排名之間的差異，主要來自于評選指標的不同。例如：排名更多采用客觀數據還是主觀評價？客觀數據降低了出錯和造假的可能，但是數據難以覆蓋大學評價的所有維度。主觀評價能夠體現那些難以量化的無形價值，反映了人們對大學的整體印象，但是也更容易出現偏見和被操縱。

再如，排名更加重視規模還是人均？一所大而全的大學和小而精的大學是各有利弊的，要想在一個榜單中科學地進行排名，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又如，排名更加重視研究、教學還是就業？社會、學生和大學自身對于這三者的重視程度各不相同。大學可能更看重科研，而學生可能更看重就業。即便僅針對其中一項，視角也會有所差別，例如學生對教學水平的評價就可能與外界不同。

再以大學排名中常見的指標——錄取率為例，如果一所大學的錄取率比哈佛、耶魯還要低，是不是證明這所大學太優秀了，只有最頂尖的學生才能考得上？事實上可能只是這所大學的宣傳做得好而師資和校舍資源又不足的結果。前兩年國內熱議的深泉學院（Deep Springs College），號稱錄取率低于哈佛，其實只是一所教學理念比較特別的大專院校而已。

論文被引量也是大學排名經常使用一個的指標。如果一位學者的論文得到了同行的大量引用，是不是證明他是這個領域的權威？真相也可能是他的論文得到的大多是批評——同行要批評他的研究，首先要引用他的論文而已。

眾所周知，不是所有能計算的東西都重要，不是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可計算。越是宏大的東西，越難以用指標量化和排名。哈佛商學院出身的麥克納馬拉在擔任美國國防部長期間，曾要求部隊層層統計上報數據指標，例如空軍轟炸的次數、炮兵發射的炮彈數量、步兵獲取的敵軍遺體數量，等等，從而使美軍陷入了“量化的泥潭”，引起了前線將領的普遍反感，因為“對戰爭而言最重要的恰恰是最難以測量的，即敵軍繼續作戰的意志”。

另一個例子是，很多研究把擁有大學學歷者的百分比，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地方“人力資本”的指標。而新的研究表明，在創新越來越成為發展驅動力的今天，經濟和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取決于國民的平均教育水平，而是取決于那些擁有頂尖知識和技能的人。這些人既可能是知名學者，也可能是在自己領域深耕多年的頂級工匠，文憑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是有效的測量指標。

由此可見，“上大學”作為一項指標的經濟意義是十分可疑的。而“上大學”的社會意義，例如社群感、成就感等等，卻又是數據難以測量的。

指標的誤解與欺騙

其實，在生活中，數據和指標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給我們帶來誤解或者欺騙。試想，如果一位醫生做的手術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是不是證明他的水平非常高？那也可能只是因為他不做那些風險高的手術。如果簡單地以手術成功率來衡量醫生的水平，醫生很可能就會勸說那些風險較高的患者不要做手術，或者推薦他們去看其他醫生。

數據原本是為了彌補人們經驗直覺的不足，但當數據成為指標，問題就出現了。英國經濟學家古德哈特提出了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指標一旦成為政策制定的依據便不再有效。因為人們會犧牲其他方面來刻意強化這個指標，從而使這個指標不再能反映真實情況。就像美國學者杰瑞·穆勒的著作《指標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社會和生活》中引用的評論：“諸多情況下，指標的唯一結果，就是帶來更多的指標”。

《指標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社會和生活》，杰瑞·穆勒 著，閭佳 譯，東方出版中心2020版

美國法學院的排名與錄取分數這一指標有關，因此一些法學院就以“非全日制”或者“預科”的名義來錄取那些分數較低的學生，或者讓分數較低的學生先到其他學院就讀再轉學過來。還有一些美國中學，為了應對教育部門的評估，把成績較差的學生劃入殘疾人行列，或者不讓他們參加考試，從而改善學生的平均成績。

英國衛生部門曾經用候診時間作為考核醫院管理的指標之一，對候診時間超過4個小時的醫院進行懲罰。于是，有些醫院就把來就診的患者放在門口的救護車里排隊，直到醫院確定病人可以在4個小時內看上病才讓他們進去。

“指標固戀”的危害

杰瑞·穆勒寫《指標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社會和生活》一書的初衷，是他自己的親身體驗。他是美國一所大學的歷史系主任，除了研究和教學，還要負責系里的行政事務。他發現，需要向上級部門提交的各種統計數據和評估量表逐年增長，如學生的成績、畢業率、就業率、薪酬水平以及教師科研的相關指標，等等。穆勒用于搜集和整理這些數據的時間越來越多，而用于抓教學科研的時間越來越少。

不但如此，各個院系之間還陷入了“數據的軍備競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內卷化”。穆勒發現，一位系主任花了大半個暑假的時間編撰了厚厚一本數據，還加入了很多漂亮的圖表，只是為了說服院長增加一名教師。而學校為了處理越來越多的報告，只能聘用更多的數據專家，甚至指定一名副校長來負責此事。

出現這種內卷化的原因是美國教育部的一項規定，要求對高校收集更多的指標數據，并且根據這些指標來對高校進行評估考核。于是，指標在教育系統中層層下放，最終落到穆勒和他的同事們身上。

穆勒指出，美國教育部的做法并非特例，而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通病——“指標固戀”。“指標固戀”的泛濫造成了指標的“暴政”，我們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這個“暴政”的受害者。

例如，美國教育部曾提出讓所有美國人都上得起大學的倡議。這一倡議看起來很美好，因為大學生的平均收入確實比中學生要高。從個人層面上來講，上大學的確具有經濟意義。然而，放大到國家層面就未必如此了。因為擁有大學學歷的人越多，大學學歷作為一種篩選指標的價值就越低，結果很多大學生干的是那些原本高中生就可以干的工作。而更多的人升入大學之后，由于大學畢業率的指標影響了高校排名和經費，因此大學普遍降低了畢業標準，反而降低了大學生的質量。

再如，美國緝毒警察為了提高抓捕罪犯的數量，更樂于抓捕那些街頭巷尾的低級毒販，而不愿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偵破那些涉及大毒梟的案件；英國警察部門為了達到市長設定的“犯罪率降低20%”的指標，便對罪案進行瞞報和降級，例如把盜竊記錄成“遺失”，把入室搶劫記錄成“擅自進入”。

一言以蔽之，指標并非無用，但過于追求指標可能適得其反。“常喚不醒錯過風雨人潮，青苔斑駁聞訊而不知曉。人生不能太過圓滿，求而不得未必是遺憾”（陳粒），“承認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是智慧的開端”。有些事物可以測量，有些事物值得測量，但有些可以測量的東西未必值得測量，有些測量的結果反而扭曲了我們對事物的認識，進而使人們的行動背離了測量的初衷。重要的是用我們的經驗來評價指標而不是相反。如果我們要用指標做到什么，首先要知道它做不到什么。

（作者王翔為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研究員、主任助理，管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數字時代的公共治理、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