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學生遇襲事件：公共政策缺位的高校噩夢

9月5日23時50分許，吉林大學兩名法學院碩士二年級學生晚自習結束后在宿舍附近遭遇一手持刀、錘的青年男子襲擊，其中一名學生遇害，另一名全身浴血。事發十二小時后，校方才通過官方微博證實。圍繞著這起惡性事件，校內學生呈現出兩種主流觀點，一是排外，二是自保，這兩種觀點分別構成了社會上“居住空間幻境”與“城市自救守則”的縮影，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整個社會在不可逆轉地向內遷移（inward movement）：社會中的人更重視自我，更傾向于忽略他人和社會本身。

象牙塔：一個居住空間幻境

官方微博中以“社會人員”的微妙措辭手法重構了兇手的身份，在公開更多細節之前，將輿論的焦點從校內引向校外，重點指向了位于吉林大學中心校區中心地帶的日新樓。

去年底，日新樓正式投入使用，影院、健身館、游泳館、咖啡廳和餐廳等商業場所在相對封閉的校園范圍內對外形成一個巨大的磁場，大量校外人員以消費者或服務者的身份涌入校園，徹底打破了高校校園原有的人員構成，同時也打碎了作為居住空間的象牙塔所維持的“幻境”。

吉林大學中心校區有圍欄標示明確的邊界范圍，校園內主要干道有監控設施，以這些保護園區內居住者、排斥外來者的監控和設備為標準，基本可以認定校園具有半封閉性質，而若干個缺乏安保措施的小門以及松散分布的監控設施同時表明了校園具有的開放性——內置于校園的日新樓和這些方便出入的小門，里應外合，共同構成了威脅居住空間幻境的灰色地帶。

學校內部此前并非不存在校園暴力和其他犯罪，但在多種原因的綜合作用下，這些危險因素的存在沒能引起學生的恐慌——即便在與這起案件相關的更多細節通過非官方渠道流出，揭示所謂“社會人員”不過是一個因未能順利畢業而失去學生身份的個體后，也只是使局部討論輕微偏離了既定方向，但仍未能使日新樓脫離輿論的漩渦。可見，在關于校園暴力案件的討論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并非犯罪的嚴重程度，而是犯罪者的身份。

無論有無日新樓，校內學生的安全感都不是來自那些銹跡斑斑的鐵藝圍墻，但商業氣息濃郁的日新樓打破了校園之前“安全、私密、排他”的幻境（同樣持有這種幻境的還有打著“高尚生活社區”構建起來的封閉式小區）。日新樓拔地而起后，學生對它的情感是復雜的：一方面日新樓的存在為日常生活尤其是休閑娛樂方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另一方面，日新樓本身也成為校園安全的潛在威脅，活躍于日新樓內外的人都是“道德上的他者”，這個他者既使象牙塔內群體感到寬慰，同時又構成了這個群體焦慮的來源。

惡性事件發生后，由于消息被封鎖，公開信息與事實無法相互匹配，“道德上的他者”作為焦慮根源的一面被無限放大，排斥焦慮的本能成為重塑居住空間幻象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而這種斥力將在象牙塔內群體對自身安全的焦慮感消解前一直持續。

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城市生活自救守則

惡性事件發生后，提示學生注意安全和盡量不走夜路的倡議聲不絕于耳，比起對日新樓的排斥，這種聲音更加響亮。無論是籠統的注意安全提示語還是更加具象的對走夜路行為的回避，公眾都十分熟悉，這兩種聲音幾乎列席了每一次對公共安全事件的討論，場場不落，它們同屬于城市生活自救守則的一部分。

城市人口的個人日常管理技術是守則的主要內容，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生活品質一定程度上由個人日常管理技術的掌握程度和熟練程度決定，而總括這些技術的守則包羅萬象，幾乎構成了現代社會中的百科全書，衣食住行無所不包，從辨別農藥超標的農產品，到夜路遇襲如何自救這種突破常人想象力的事情，更加挑戰想象力極限的則是這份守則的文本化、實體化——在中國高校中，這種魔幻現實正在發生。

案例一：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本科生康宸瑋近期在網絡上公布了《沉默的鐵獅——2016北京師范大學校園性騷擾調查及時報告》，報告中按危險等級詳盡地標注出北京師范大學校園內二十二處性騷擾多發地，這張題為“2007至2016年北京師范大學性騷擾次數地區分布圖”的地圖在傳播的過程中逐漸成為“自救手冊”的一部人，起到了與“前方施工，請繞行”相同的作用。

案例二：山東臨沂、廣東潮汕相繼出現新生因電信詐騙而猝死、自殺的情況后，防騙成為很多大學入學教育的一部分，甚至進行考試。

與對居住空間幻境的執著一樣，這種守則的存在也是現代社會向內遷移的表現，而在以上例舉的兩則案例中，守則實體化并被整個社會所認同，說明這種向內遷移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城市人口表面上是在依照守則的指引回避危險區域、危險行為，通過自保獲得安全感，但這種安全感的實際來源是對公共空間的回避。

自保在短期體現出的效率優勢是無法替代的，但就長期而言，自保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守則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而潛在的危險還有很多，社會為了獲取經驗需要付出過于高昂的代價，包括但不限于財產的所有權、性自主權乃至生命。經驗無法補全的先天性劣勢決定了我們不能放棄致力于通過公共領域的改革獲得真正的安全感。危險降臨到個人頭上的幾率是相等的，這種社會性的共同脆弱，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改善。

然而，多數情況下，得到的反饋并非指向公共領域，而是對個體違反城市生活自救守則的指責：雖然行為人也有錯，但別人都安全就你出事，要怪就怪自己甲乙丙丁項做得不好。這里的甲乙丙丁會根據事件的不同情況被替換，在性侵案件中指向受害者的舉止、衣物，在電信詐騙中指向受害者的天真和生活經驗的匱乏，在校園兇案中則指向晚歸學生走夜路。這些事項在城市生活自救守則上可都寫著呢！

“公共“的缺位

無論是排斥還是自保，都表明整個社會不可逆的向內發展趨勢，對公共空間的回避加深了由身份構成的群體之間彼此的不信任，而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巨大斥力維系并促進了群體內部的團結，并進一步推動群體向內遷移。

形而上地看，吉林大學這起惡性事件無疑是公共政策長期缺位所導致的，然而在排斥與自保的兩種聲音中，作為區域范圍內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校方，成功地隱身了。尤其是在吉林大學七十周年校慶即將到來之際，任何指向學校、揭露亂象的聲音都被視為對學校聲譽的“抹黑”。

在價值位階上，高校的榮譽是遠遠在個體的學生之上的。校園內發生的事，只要不能給學校增光添彩，就有可能被視為“抹黑”，包括但不限于學生犯罪、學生自殺、學生遭受人身侵害。“抹黑”的行為不僅不能被校方諒解，也不為其他學生個體所諒解。

校方能夠隱身的前提條件，就在于校方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它以校院內的黨團政治組織、院系行政組織和學生自治組織等形態具象化地呈現在學生個體面前。

消息不對稱使得學生個體之間基于不同的信息得出不同的結論，并陷入爭辯中無法自拔，多數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就會被消解，對于那些無法靠切斷消息源來消解的矛盾，賠償金和圍繞著學歷證、學位證以及其他榮譽的威逼利誘也足以實現負面消息的冷處理——國內幾乎每所高校都存在一條“薛定諤的保研路”，在災難發生之前，你很難確定自己將得到什么。

被稱做“象牙塔”的高校仍然具有理想主義色彩，但在公共政治空間被嚴重壓縮的當下，校園不過是整個社會的無差別縮影。美好的校園生活不過是青春幻夢，誰能做得，實屬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