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墓：傳統帝制走向現代政治的一個縮影

招標建成的袁世凱墓

由于近年來一直在研究民國喪葬史，有學者曾不止一次提示我：相對于中山陵，袁世凱的陵墓同樣應予高度關注。不過，我很快便發現，對袁氏的陵墓，現有關于袁世凱的論著不是一字不提，便是一筆帶過。直到我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部看到一部民國時期出版的《袁公林墓工報告》，才對袁公林的修建有了整體了解，同時也似乎明白了那位學者的用意。

1916年6月，剛剛登基八十三天的洪憲皇帝袁世凱在舉國的聲討、喧囂中辭世。北洋政府專門于中南海懷仁堂附近成立了治喪籌辦處，以料理袁氏的喪事。為遵從其生前“扶柩回籍，葬我洹上”的遺愿，北洋政府決定將袁氏安葬于河南省安陽縣洹上村東北隅的太平莊，并將墓地定名為“袁公林”。這一命名本身，便頗具意味。

依據國務會議決議，北洋政府決定指撥銀幣五十萬元用于袁世凱的喪禮及其營葬費用。然而，為袁氏購置墓地、修建墓壙以及移靈便用去了“泰半”經費。陵墓余下的其他主體建筑，已明顯不敷使用。為了解決經費難題，負責為袁世凱修建陵墓的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以“袁公遺產不豐，未忍輕動；而庫帑奇絀，難再請求”為由，聯同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貴、張鎮芳等人向各省大員“發起征資”，最后籌集到銀元二十五萬元，才最終解決了建筑經費問題。

袁林的修建，采取了工程招標的方式。這在中國近現代建筑史上，無疑也有著開先河的意義。經過招投標程序，興隆木廠最終中標。自1916年6月始，至1918年6月14日止，袁公林的主體工程完工，前后歷時達兩年之久。據《袁公林墓工報告》記載，整座陵墓“占地一百三十八畝九分八厘八毫六絲九忽，支出銀圓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修建而成的陵園“仿明陵而略小”，墓冢部分則仿效美國總統格蘭特的“瀕河廬墓”的形制建成，具有中西合璧的鮮明特色。

中西合璧的建筑風格

整座袁公林坐北朝南。自南向北的主體建筑，依次為：土照壁、糙石橋、青白石橋、牌樓、望柱、石像生、碑亭、值房、大門、配殿、景仁堂、鐵門、石五供和墓冢。上述建筑的分布以神道為中軸線，布局嚴整，錯落有致。袁公林四周植有成排的楊樹、柏樹和槐樹。陵園附近村莊之中，還分布著數量可觀的祭田。

落成的袁公林建筑群以景仁堂為界，前后有著完全不同的兩種建筑風格。景仁堂前的建筑，一體為明清皇陵的建筑風格；景仁堂后面的部分，則是純一色的西洋建筑。這兩組風格迥異、截然有別的建筑群落，以“混搭”的形式，共處于同一墓葬空間中，具有極為強烈的視覺對比效果。

土照壁、糙石橋、青白石橋、牌樓、望柱、石像生、碑亭等，在建筑樣式上與明清帝陵可謂一脈相承。作為舉行祭祀活動的重要場所，景仁堂更是袁公林中的典型建筑。景仁堂和東、西配殿，構成了一組四合院式的建筑空間。景仁堂大門為單檐歇山頂建筑，上覆綠琉璃瓦。大門的每一扇門板上，均有橫七排、豎七排的銅門釘。銅門釘的排列與數量，一方面起著裝飾門楣的作用，另一方面更是袁世凱僅次于帝王的身份象征。居中的景仁殿“一座七間”，殿內設有供桌，陳列著袁世凱的靈位和生前的衣冠劍帶。東西配房“各五間”，主要用作祭祀人員的休息場所。

在建筑材料上，除了傳統的木、石結構之外，袁公林也有著不小的創新。最為突出的，便是部分建筑采用了“混凝土版筑之法”，在中國陵寢建筑史上頗具代表性。在景仁堂前面的建筑設施中，袁公林的牌坊便是用鐵筋洋灰石子建筑而成。據《袁公林墓工報告》記載，修成的牌樓門“一座五間，內明間寬一丈三尺，次間面寬各一丈二尺，稍間面寬各一丈一尺。通面寬五丈九尺。中柱高二丈五尺五寸，次柱高二丈三尺五寸，邊柱高二丈一尺五寸。柱寬二尺二寸，厚一尺八寸。各柱并上下額枋均鐵筋洋灰石子成做。各柱頂上做洋灰望天吼一個”。

按照原定方案，袁公林的墓壙部分本亦擬“采混凝土版筑之法為穹室，而隧道、石門、石墻等工附之”。但由于時局動蕩，袁氏后裔急欲將袁世凱先行安葬，“乃先在平原修砌磚壙”，以致“預擬穹室、隧道各工迫于時期，趕修不及”。在安葬袁氏的當天，與葬諸人均認為“磚質痺薄，難歷久遠”。因此，最終在墓壙四周“用混凝土堅筑……并為袁公夫人預留附葬吉穴，別為隧道于左方”。

最后修筑而成的墓室和穹頂，整體呈圓形，由三層墓臺隆起。圓丘式的墓臺、古羅馬式漢白玉石柱、虎皮墻、鐵欄桿，所有這些建筑物，使景仁堂后面的墓地設施呈現出了濃郁的西方建筑風格。相關建筑自成一體，與景仁堂前的建筑群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

袁公林：從傳統帝制走向現代政治

袁公林的這種建筑設計，顯然要從袁氏自身的身份特征去尋求解釋。作為中國歷史上承前啟后的過渡人物，袁世凱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獨特的歷史地位。其生活于晚清和民國初年，并都曾一度在政治上達到權勢的巔峰。可以說，這一過渡時代與過渡人物的特質，在這座陵園中得到了最為集中而具體的體現。

位于神道兩側的文武石像生，是袁公林的一處標志性建筑，同時也更能體現袁公林的時代特色。陵園中的文武石像生各有兩座，均由青白玉石筑成。每座石像生“高七尺五寸，寬二尺五寸”，“須彌底座高二尺，見方三尺五寸”。石像生的裝束，最具歷史意味。文石像生頭戴平天冠，身著仿古式官服，寬袍大袖，袖手而立，神情恭謹；武官則頭戴元帥帽，身著西洋軍服，肩披綬帶，手握西洋軍刀。一文、一武的兩組石像生，猛然看來不免略顯滑稽，但卻是北洋政府建立之初服飾制度改革的具體體現，有著那個時代鮮明的文化特征。

此外，作為古代帝王身份象征的望柱，同樣是袁林的地標性建筑，也是透視袁世凱身份地位的標志。碑亭，同樣也是代表墓主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物。據《袁公林墓工報告》記載，碑亭中有“青白石碑一統，石踏跺四座”。石碑正面鐫刻著北洋政府第二任大總統徐世昌手書“大總統袁公世凱之墓”九個大字。墓碑上雕刻著數條翱翔云中的蟠龍。作為帝王的典型象征，龍的圖案在袁公林中的多次出現，也昭示著袁世凱類同于帝王的身份。

如果將中山陵與袁公林兩相比較，便不難發現，盡管兩者在建筑形式上均兼采中西之長，但中山陵更多的是一座以西式風格見長的陵寢建筑，而袁林則是一座以中式建筑為主體特征的陵寢。此外，中山陵的建筑，從內到外體現的都是一種現代政治文明和政治理念。用李恭忠教授的話來說，中山陵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一種文化符號。而袁公林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從傳統帝制向現代政治過渡的一個縮影。這種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著這兩位生活于同一時代，并且在政治生活中一度有著高度交集的歷史人物，在政治特質上的明顯不同之處。換句話說，相對于現代政治家孫中山，袁世凱主要還是一位傳統型的政治人物。

“袁公林”的建筑設計以及這一稱謂本身，無不體現著袁世凱是帝王而非帝王、是總統而又非總統的墓主身份特征。在建造袁公林之初，田文烈等人即有言“斯兆域之經營，為國家典禮所關，亦中外觀瞻所系”。很明顯，田文烈等人意識到陵園的修建，必須與袁氏身為國家元首的身份地位相一致。不過，若仔細揣摩，便會發現，這里似乎還有一層更深的涵義不便點破：盡管袁世凱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在政權形式上終結了帝制時代，但卻又因登基做皇帝而遭到人民的唾棄。這種歷史的吊詭與尷尬，難免向陵墓的修建者提出了一個難題。因此，當如何修建一座符合袁氏的政治身份和歷史地位，同時與時代精神又不相違背的陵寢，的確關系“國家典禮”，同時也攸關“中外觀瞻”。不難發現，袁公林在建筑設計之初，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當初北洋政府是如何討論，并最終形成了袁公林這一建筑方案的，由于資料的缺乏，后人已不易得知。不過，從建成的陵園風格來看，個中卻分明可看出陵園建設者的煞費苦心之處，同時也可看出其政治智慧所在。作為典型的中西建筑的結合體，袁公林亦中亦西、中西兼備的建筑風格，正如袁世凱作為從帝制時代向共和時代轉型的過渡型人物一樣，本身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與多面的文化品格。

美國著名建筑史家肯尼斯·弗蘭普敦（Kenneth Frampton）在《現代建筑：一部批判的歷史》中曾經有言：“現代建筑史既涉及建筑本身，也同樣涉及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精神實質。”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袁公林既是近現代中國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時也是理解近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面鏡子，可能這樣的一種說法并不為過。

（本文原載于8月21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題為《袁世凱的陵墓》，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