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夫”的形象為何會一落千丈

今天不少人用“蒙古大夫”來稱呼庸醫，而這個錯誤的概念甚至在流行文化中被不斷復制。例如2001年紅極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大宅門》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劇中人物老福晉生病，家人為她找來醫生，孰料老福晉怒斥道：“我不要這些蒙古大夫看病，叫他們治牲口去吧！”而同年7月4日晚間，中央電視臺《夢想劇場》演出的小品中，劇中人物所飾演的“蒙古大夫”，以刀鋸給人看病，把病人嚇得落荒而逃。這些扭曲的信息，盡管在不同程度上娛樂了觀眾，但也嚴重污蔑了蒙古醫學，引發了正牌蒙古醫師的不滿，也因此造成一百多位蒙古醫生聯名控告《大宅門》作者的司法案件。然而十多年過去了，“蒙古大夫”被妖魔化的形象，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再度躍上電視屏幕。如去年造成收視轟動的電視劇《瑯琊榜》，其原本設定的時代背景為魏晉南北朝，尤其與梁朝（520-557）相符，而劇中主角梅長蘇便將醫者藺晨戲稱為“蒙古大夫”。吊詭的是，蒙古人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已是十二世紀末，距離梁朝滅亡已逾六百年之久，不曉得《瑯琊榜》的主人公是如何穿越到六百年之后，認識到“蒙古大夫”的存在呢？ 

上述流行文化中對“蒙古大夫”的蔑視，雖在有識者眼中純屬無稽之談，卻極有可能造成社會大眾對蒙古文化的錯誤認識，甚至嚴重傷害蒙古族同胞的情感。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蒙古人在歷史時期通過與漢、藏、突厥與伊斯蘭文明的交流，形成了豐富而多元的醫學傳統。歷史記載中的蒙古大夫，不僅并非形象惡劣的庸醫，反而是以醫術精湛的神醫聞名于世。究竟蒙古大夫真實的歷史面貌為何？而“蒙古大夫”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負面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這些都值得人們思考。

元代蒙古人的醫學實踐

根據文獻記載，蒙古人最初的醫學實踐與宗教傳統具有密切的關聯。《蒙古秘史》中便描述了窩闊臺（1186-1241）在1232年攻打女真人時，疑似患有中風而口舌麻木的癥狀，請巫師占卜后，認為是金國的山川神靈所下的詛咒，在拖雷（1192-1232）自愿代替承受詛咒的情況下，窩闊臺遂而痊愈。這種巫醫不分的現象，實際上并非蒙古人所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人類文化中，如先秦的儒家文化甚至是孔子本人，便深受巫祝傳統的影響。除了巫祝傳統外，蒙古也有獨特的醫療文化，如《元史》記載成吉思汗（1162-1227）西征之時，隨軍將領布智兒與郭寶玉曾負箭重傷命危，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宰殺牛只，將傷者放入牛腹中，遂而得愈。窩闊臺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治愈在攻打山西時中箭的漢將謝睦歡。伯顏（1236-1295）在進軍湖北時，部屬李庭被宋軍的炮火重傷幾死，伯顏也用了一模一樣的法子將其治愈。

隨著蒙古帝國的建立與擴張，蒙古統治者在中原各地選拔醫官，在中央與地方成立醫療機構；又編纂《大元本草》等醫書，推動醫療教學。此外，元朝對于醫官設有明確的制度，《元典章》云：“濟世之道，莫大于醫術”，足見元朝官方對于醫學的重視。另一方面，元代蒙古人又通過回回人獲取了來自波斯、阿拉伯與中亞的醫藥知識，如元人忽思慧于1330年撰成的《飲膳正要》中，便融入了不少回回醫學的知識。而成書于十四世紀下半葉的《回回藥方》，更證明了在蒙元的統治下，阿拉伯與波斯醫學知識曾在中國蓬勃發展。由此可見，中國的醫學在蒙元統治時期獲得了積極的發展，可見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人，并不盲目崇拜巫祝治病，而是大力發展實務醫學。

蒙古大夫對明清中醫外科的貢獻

或許有人會問，那么除了蒙元統治者本身善用中原與回回醫生外，蒙古大夫對于中國醫學的發展，又有什么歷史貢獻呢？事實上，即便在元朝滅亡后，蒙元的遺產對中醫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如此，在明清時期的歷史文獻中，蒙古大夫往往以神醫著稱。李時珍（1518-1593）于1578年編纂完成的《本草綱目》，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中醫經典，然而多數人或許不知道，《本草綱目》曾大量引用元人薩德彌實編著的《瑞竹堂經驗方》。不僅如此，《本草綱目》更直接汲取了蒙古人的醫學智慧。例如《本草綱目》記載了牛血的效用：“牛血。傷重者，破牛腹納入，食久即蘇也。”而在《本草綱目》的另外一段落中，李時珍再次說明了牛血的功效，并注明這個方子來自《元史》中成吉思汗以腹罨療法醫治布智兒等人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蒙醫以獸皮包裹治療嚴重外傷的方子，其效用之神奇，在清代廣為世人稱道。

滿人入關以前，就認識到蒙醫腹罨療法與接骨術的精妙。魏之琇《續名醫類案》中記載，在努爾哈赤時期有名叫墨爾根綽爾濟的蒙古人前來投靠，此人精通醫術，在天聰年間先后救治正白旗前鋒參領鄂碩（?-1657）與鑲白旗梅勒額真吳拜（1596-1665）。如吳拜身中“三十余矢，已昏絕。濟令剖白橐駞腹，置拜其中，遂甦”。此外，墨爾根綽爾濟又善于正骨法，曾治愈清初著名隱士苗君稷（1620-?）的關節疾病：“黃冠苗君稷之徒，臂屈不伸，濟先以熱鑊熏蒸，次用斧椎其骨，手揑有聲，使骨穴對好，即愈。”入關以后，蒙古醫生依舊隨著八旗軍南征北討，運用腹罨療法拯救傷患。如雍正九年（1731）和通泊之戰，清軍為噶爾丹策零包圍，幾乎全軍覆沒，副都統塔爾岱（?-1756）突圍而出，“中槍穿脛，血殷征衫，蒙古醫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

蒙醫腹罨療法的神效，不僅應用于戰場救急，更因受到清朝皇帝的重視，而被運用在宮闈之內。據袁枚《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乾隆十四年（1749）時任禮部右侍郎齊召南（1706-1768），在從上書房前往圓明園南面的澄懷園路上，因馬匹受到驚嚇，墮馬重傷，頭觸大石，頓時腦漿迸出。由于齊召南以辭章之學聞名，又曾陪皇子讀書，素為乾隆皇帝所重，乾隆帝聞后“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刳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顙左右搖，公始蘇”。由塔爾岱與齊召南等人的故事可知，清代多有蒙古醫官救治朝廷重臣的案例；而自成吉思汗時留下的腹罨療法，甚至到清代仍在使用。成吉思汗當年以腹罨療法救活了郭寶玉，乾隆帝同樣借助了蒙古方子醫治了齊召南，而元清兩代蒙古醫學的傳承，背后也正反映了滿蒙內亞帝國的延續性。

蒙古醫學對傳統中藥知識的擴充

除了以腹罨療法治愈重癥外傷外，蒙醫也擴充了中國醫學在藥物方面的知識。《本草綱目》中記錄了一種名為“鲊答”的藥物，主治“驚癇毒瘡”。所謂的“鲊答”，即蒙古語“Jada”的漢文音寫，指的是一種動物體內的結石。在藥用功效之外，李時珍記載了一條有趣的故事：明嘉靖十九年（1540），湖北蘄州有一位侯屠戶宰殺了一頭黃牛，從牛肚子里得到了一塊晶瑩的石子，沒有人知道這是何物，后有喇嘛答曰：“此至寶也，牛馬豬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則霖雨立至。”關于蒙古人使用“鲊答”的記載，可以追溯到1202年的闊亦壇之戰。根據《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聯軍與札木合聯軍在闊亦壇進行決戰，札木合聯軍中，有人使用“札荅”（Jada）施法招來暴風雨，企圖借此消滅成吉思汗的軍隊；不料暴風雨竟然反倒向札木合聯軍襲來，札木合的手下認為遭到天譴，從而紛紛潰逃。

有趣的是，關于鲊答祈雨的神奇效用，一直從元朝延續到晚清，從未間斷。十七世紀的蒙古文史籍，諸如《黃金史綱》與《咱雅班第達傳》，都留下了蒙古人在作戰時利用鲊答作法攻擊敵人的紀錄。而漢地文人，對于鲊答的奇效也是嘖嘖稱奇。紀曉嵐在《微閱草堂筆記》中提及“洗鲊答誦梵咒者，亦立致風雨”的奇聞。林則徐被流放新疆，曾作詞記錄當地衛拉特人留下用鲊答祈雨的習俗：“柳樹流泉似建瓴，求泉排日諷番經。便如劄答祈風雨，齊術惟推兩事靈。”晚清黃協塤在《鋤經精舍零墨》中記道：“馬黑者，生馬腎間，一名赭丹，又名鲊答。凡番兵事急，持之念咒，輒能致風雨，突圍而出。”同治十二年（1873），《申報》上刊登了一則啟事，聲稱有一位李君在四川向藏人購得馬腹中的結石，外表晶瑩，重達五十兩，希望請教此物掌故。隔日馬上有人登報答覆此物當為鲊答，稱其能治“一切惡瘡癲狂，又蒙古人持咒將鲊??入水中，能祈雨立降”。這位答覆人甚至提供自身見聞，稱鲊答“入藥甚效”。由此可見蒙醫在藥物方面的知識，曾經擴充了明清兩代中國醫學的知識，并廣為世人所流傳。康熙皇帝本人對蒙古跌打藥方也有很高的評價。《圣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曰：“如蒙古有傷損骨節者，則以青色草名綽爾海（Corqai）之根，不令人見，采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試之，誠然。驗之，即內地之續斷。由此觀之，蒙古猶有古制。”而康熙皇帝對蒙藥的肯定，也體現了清朝官方對蒙古醫學的重視。

蒙古大夫在清宮醫療體系中的重要性

有清一代對蒙古醫學的重視，不僅反映在醫藥知識的流傳，還落實在具體的制度層面。清朝在內務府上駟院設有蒙古醫士職銜，從上三旗兵丁中選取精通正骨法之人擔任。蒙古語稱接骨大夫為“bariyaci”，字面意思為“捏（骨）者”，在清代文獻中有時譯為“獸醫”，而這個不精確的漢文翻譯也造成了現代人的誤解。今天的人們或許以為，蒙古大夫既然是上駟院的獸醫，醫術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又怎么能治人的？殊不知上駟院管理的是皇家馬匹，身價非凡，好比今日的超跑豪車。根據《大清會典》記載，皇帝、皇后、嬪妃、皇子與公主在什么場合使用多少馬匹，以及馬匹等級的評選，都有很嚴格的規范；而皇家馬承載的是皇家貴人的生命安全，馬兒平日的健康，自然需要有良醫看管。另一方面，滿洲人自馬上得天下，強調騎射為立國之根本，而上駟院所飼養的皇家御馬又多由外藩所貢，無疑是朝廷重要的門面。這也難怪清朝要謹慎地從出身較高的上三旗兵丁中，挑選善于接骨之人充當蒙古醫士，來照顧這些身價不凡的御馬。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醫士除了負責治療御馬外，還有一項特殊的職能，即醫治宮內與戰場上的緊急外傷病患，尤以神奇的接骨術為人所稱道。清朝以蒙古醫士兼治人馬，實際上反映了清朝繼承自蒙古文化的內亞性。在戰場上馬兒可以說是人類最好的伙伴，戰爭的成功與否，馬匹的素質具有重要的決定性。因此在軍隊中配備技術良好，能夠兼顧人、馬的外科醫生，對滿洲和蒙古文化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由此可見，滿蒙文化中所謂的“獸醫”，往往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處理戰場上的緊急傷患，同時保全戰馬的機動能力，其醫術水平要求甚高；并不像農業文化中的獸醫，僅負責治療一般家畜。

滿人在入關之后，也將這種兼治療人馬的內亞醫學傳統，帶入中原。《嘯亭雜錄》曾明確記載蒙古醫士經常為宮內人員進行緊急接骨手術，“凡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命其醫治，限以日期報愈，逾期則懲治焉”。任錫庚《太醫院志》里更明言：“國初依明制，術分十一科……（嘉慶）六年奉旨，以正骨科劃歸上駟院蒙古醫生長兼充。”由此可見清宮的骨科，此后正式由蒙古醫生負責，蒙古大夫顯然并不是只能醫馬的獸醫。如嘉慶九年（1804）曾召原任川北鎮總兵薛大烈（1760-1815）入宮為干清門行走，不料在扈從入禁城時墜馬，跌傷甚重。嘉慶帝立刻“派蒙古醫官前往診治”，同年不久薛大烈病愈，即擢為直隸提督，賞黃馬褂。嘉慶帝之所以指派蒙古醫官救治朝廷重臣，將太醫院的骨科交予蒙古大夫全權處理，顯然是出于對蒙醫的信任。

清代士人對蒙古大夫的贊揚

正因為蒙古人具有優良的緊急外科傳統，不僅清朝皇室對蒙古醫士經常委以重任，漢人士大夫對蒙醫也有極好的評價，甚至往往視為“神醫”。根據黃宗羲《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志銘》及蔣學鏞《鄞志稿》記載，康熙六年進士袁時中（1630-1684）隨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勒爾錦前往湖北征討吳三桂，途中因積雪不小心滑落山崖，肋骨嚴重斷裂，而幸有“蒙古醫人，震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所故。而后纏之以藥，得不死”。在《松鶴山房詩文集》中，陳夢雷（1650-1741）自述曾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夏天“墮馬傷臂”，蒙誠親王胤祉派遣蒙古醫者巴君治療，療效驚人，“眾皆神其技”。陳夢雷為了表示謝意，特別在扇子上題了一首詩，贈予蒙古醫者：“華氏當年技最良，何如俞跗佐軒皇。知君盡得囊中秘，不向龍宮覓異方。”陳夢雷的這首《贈醫者》，不僅充分表達了對蒙古醫術的贊嘆，更見證了蒙漢文化之間的友好交流。陳兆侖（1700-1771）在《紫竹山房詩文集》中也曾自道：“甲申（1764）六月，退直墮馬，傷頂及左支（肢），中指骨折，蒙古醫者為摩其節，族得少差，戒曰須靜息百日。”汪師韓《韓門綴學》正面評價蒙古醫學：“今蒙古醫治跌打損傷有神效，不知其術所由來。”從黃宗羲、陳夢雷與陳兆侖等人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飽讀經書、崇尚考據的儒學大家，不僅從未排斥蒙古醫學，反而對蒙醫的接骨術極為贊賞。

蒙醫在漢人士大夫中的正面形象，一直維持到清末民初。1872年5月23日《申報》刊載了一篇題為《醫論》的文章，作者認為西醫雖然長于用藥，但其外科技術“實不如蒙古醫士之良也”；并進一步提出結合西藥與蒙醫的主張：“以西醫之良，若再加以蒙古醫士之術，則天下無廢人。”《清史稿》甚至為乾隆年間醫術精湛的蒙古醫生覺羅伊桑阿立傳，稱其“以正骨起家至鉅富”，并生動描述了覺羅伊桑阿教授正骨的方法：“削筆管為數段，包以紙摩挲之，使其節節皆接合；如未斷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

清代士大夫對于蒙古醫學之精深嘖嘖稱奇，而文人墨客更是為蒙古醫生增添了神醫的傳奇色彩。《松江府志》與許仲元《三異筆談》中，提到了刑部尚書張照（1691-1745）曾在承德避暑山莊扈從，不幸“墜馬，仍折右臂，得蒙古醫，療之而痊”。袁枚《續子不語》更是繪聲繪影地描述蒙醫的神效：“京師某官奸仆婦，被婦咬去舌尖，蒙古醫來，命殺狗取舌，帶熱血鑲上，戒百日不出門，后引見奏對如初。”徐珂《清稗類鈔》對于蒙醫的療效也有生動的記載：雍正年間直隸永平知府吳士端（1691-1773）的一位幕賓，在長城邊上車馬翻覆，大腿骨碎裂，“遇蒙古醫，置股于冰，令僵。徐剖肉，視骨，粉碎，為聯綴。緝桑皮紉之，飲以藥，五日而能行矣”。這些記載雖出自稗官野史，難以考察真偽，卻充分反映出清代蒙古大夫的“神醫”形象，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廣為流傳。

“神醫”為何會變成“庸醫”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是什么原因導致蒙古大夫的形象，從妙手回春的“神醫”轉變為不學無術的“庸醫”？這與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妖魔化不無關系。事實上，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俄羅斯甚至還派人前來學習蒙醫。《朔方備乘》載：“俄羅斯有學蒙古接骨大夫者，僅康熙年一至。”然而雍正年間，其實也有俄羅斯人來中國學習蒙醫。《張文襄公奏議》：“世宗時，俄國官生來學，于是建俄羅斯館，于是立俄羅斯學。學醫，則遣蒙古醫往。”俄羅斯人不遠千里前來學習，可見當時西方人對蒙醫并不反感。而十八、十九世紀，可以說是蒙古醫學借鑒藏醫理論而蓬勃發展的時期，諸如伊希巴拉珠爾（1704-1788）《甘露四部》、敏如爾占布拉（1789-1838）《方海》與占布拉道爾吉（1792-1855）《蒙醫正典》等集大成之蒙醫經典，均是在這個時期形成。那么為何在十九世紀西方人的心中， “蒙古大夫”的形象竟會一落千丈呢？

十八世紀末，西方興起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德國人類學者Johann F. Blumenbach（1752-1840）首先建構出“蒙古人種”（Mongoloid）的概念，將東亞人歸類為“黃種人”。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為合理化其在東亞的殖民統治，因而主張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高加索人”在演化程度上比“蒙古人種” 更加進步，故而“白種人”有領導“黃種人”的天賦使命。西方生物學家因而開始尋找蒙古人種的體質缺陷，如1866年，英國醫生John L. Down（1828-1896）將遺傳性智能障礙命名為“蒙古癥”（Mongoloid），正是因為患者的面部特征近似當時西方人刻板印象中“蒙古人種”的愚笨形象。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西方帝國主義更是建構了“黃禍”（Yellow Peril）的政治話語，利用重塑西方人對中世紀蒙古人入侵的恐懼，將中國人扭曲為殘酷而陰險的民族。1913年英國小說家Sax Rohmer（1883-1959）創造了一個虛擬的角色“傅滿洲博士”（Dr. Fu Manchu），用以諷刺中國人卑鄙與狠毒的形象。而隨著中國移民人口的增加，美國在二十世紀初也興起了排華浪潮，并且具體反映在庶民文化中，1934年，美國漫畫家Alex Raymond（1909-1956）創作的連載漫畫《飛俠哥頓》（Flash Gordon）中，虛構了一個統治“蒙戈星球”（Mongo）的大反派“冷血魔王明”（Ming the Merciless），用以影射中國人的無恥形象。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初的“黃禍論”，往往使用“蒙古人種”的概念泛指“中國人”，因此他們揶揄諷刺的對象，既可以是邪惡的“滿洲博士”，又可以是統治“蒙古”的“明魔王”。由此可見，在二十世紀初“黃禍論”對“東方”的妖魔化之下，“蒙古”一詞開始被貼上“野蠻”、“僵化”、“不科學”等負面標簽。而西方帝國主義對東亞世界的妖魔化，也正符合薩義德（Edward Said, 1935-2003）所批判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話語。

與此同時，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面臨亙古未有的思想變局。晚清革命黨為了推翻清朝的統治，開始借用西方的人種劃分，試圖借此區分滿、漢，發起種族革命。如鄒容在《革命軍》中接受了“黃種人”這個西方概念，并進一步將“黃種人”劃分為以漢人為代表的“中國人種”與以滿蒙為代表的“西伯利亞人種”，從而建構“皇漢／夷狄”的種族對立論。革命黨人對滿人的攻擊，固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卻也將東方主義式的“蒙古人種”觀念引入中國，并將其轉化為對滿蒙民族的污名化。在種族主義與革命浪潮的席卷之下，“蒙古”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幾乎成為“野蠻”與“落后”的代名詞，而“蒙古大夫”的形象也從妙手回春的“神醫”淪為顢頇無能的“庸醫”。如此說來，蒙古大夫的庸醫形象，不僅不是“自古以來”的歷史事實，而無疑是一種“東方主義”的歷史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