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學者許琪：育兒成本應該由誰來承擔？

在今天，生育孩子對妻子的收入和丈夫的收入分別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關于這個問題，學界一直有這樣一種說法，那就是生育會對女性造成“懲罰”，是有害的，而對男性是有溢價，是有好處的。

什么是父職溢價？通俗地說，是指生育孩子會對男性帶去正面影響。這其實很好理解。第一，生了孩子以后男性會變得更有責任感，會更加努力工作， “我是爸爸”會帶來一種責任感；其二，從雇主角度出發，也會認為有娃的家庭需要多掙錢，會給“父親員工”更多的工作安排和更積極的評價。并且認為他們更加容易管理。

南京大學社會學副教授許琪通過研究則發現，在今天的中國，生育對男性的好處也在變少。“父職溢價”大大縮水。

南京大學社會學副教授許琪

「口述」

“生育對男性的好處也越來越少了”

2019年，我當了爸爸，我家是我帶孩子比較多，這是因為我太太需要坐班，而我是大學老師，可以在家靈活辦公。同時我的父母也在我家跟我接力育兒。

所以可能從社會的標準看，我已經算是一個“奶爸”了。奶爸表面看是一個褒義詞，其實背后也有一點點嘲笑的意味在里面。帶孩子在中國社會還是會被認為男性氣質受損。

但我是研究家庭領域的，所以比較能脫敏，也就不那么在意社會期待對個人的影響。

而我妻子也有壓力，例如有段時間孩子跟我更親近，她非常失落和傷心、甚至自責，我們社會對母親的期待還是更高。

當了爸爸這件事，促使我把“父職溢價”的研究課題提上了日程，并在今年發表在《社會學研究》上。

我做這項研究的數據來自《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庫，這個調查是1989年開始中國疾控中心跟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一起合作的一個調查，調查每隔兩三年做一次。

這個數據是可以看到全國總體情況，這個數據庫從1989年一直到現在，目前沒有一個數據有這么長的跨度。要追蹤動態的變化，就必須用這種數據。這個數據庫樣本是城鎮居住、有工資收入的人，里面關于婦女的生育史，工資收入等都有，所以就可以用它來做研究。

具體的研究方法叫“固定效應模型”，反映的是一個家庭子女數量變動以后，其父母各自即時性的工資收入變動。

當然，有的人即使沒有孩子，收入也會變化，所以我的研究中有另外一撥人作為參照組。比如，一個人沒孩子，到了下一次調查還是沒孩子，他的收入是怎么變的？還有一部分人第一次調查沒孩子，第二次調查有了孩子，他的收入又是怎么變的？這兩撥人做個比較，就能看出生養孩子對父母各自的影響。

這個研究也控制了教育、職業、收入、城鄉等變量。就是同樣的人，教育程度一樣，職業一樣，城鄉也一樣，年齡也基本一樣的人，生育與否是否影響了他們的收入差異？

我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母職懲罰”的存在，生育對女性的職業收入確實有負面影響，而且隨著時間是越來越大的。但有些研究說，女性生孩子后平均收入會降70%多，這個過于夸大了，我的發現是下降百分之十幾，跟西方的情況差不多。

另一方面，生育對男性的好處也越來越少了，到2000年以后就不明顯了。而且已經對男性也有一點微弱的負面影響，男性生孩子后也受到職場懲罰。

生育對男女小時工資對數的影響隨時間的變動趨勢（來源：許琪）

“父職懲罰”的苗頭已顯現？

那為什么男性生孩子后也開始受到職場懲罰呢？

我的推測是，現在的80后、90后家庭里面，有些是完全沒有性別觀念的歧視，誰有時間就誰帶，這已經是一種非常中性的觀念。

那么如果說我們把一部分責任讓男性來承擔，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男性也會影響工作，這是必然的，這也是我家的一個情況。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聽說過企業領導抱怨自己的男性員工生完孩子后經常請假的。也就是說，男性也出現了“工作跟家庭的沖突”，男女看上去平等了，看上去是讓男性平分了女性的育兒成本，但實際上還是家庭在承擔育兒成本，同時也把一部分成本轉嫁給了企業。

而長此以往，會不會變成對已婚人士和婚育人士的歧視呢，企業就只招不結婚的不生孩子的？我們顯然不能指望企業心甘情愿承擔這部分成本。

《小舍得》劇照

回到很多女性主義學者倡導呼吁的“男女共休育兒假”的提議，我當然同意。但問題最根本的矛盾在哪？是育兒這個負擔究竟應該由誰來負？是家庭還是社會？

我認為，目前生育的成本全在家庭內部，呼吁男性和女性平分，還是沒有超出家庭。我觀察到，甚至有不少家庭因為育兒責任分擔問題而產生了巨大的婚姻張力。

國家鼓勵我們生孩子，但是不能夠只是說一說，僅僅鼓勵男女都帶。

我建議在“育兒”上，國家跟家庭之間有一個分配，國家承擔一部分，家庭承擔一部分，才能達到一個很和諧的狀態。

今年我在《江蘇社會科學》還發過一篇論文，題目是《性別公平理論在中國是不是成立》。女性主義者一直在呼吁要男女平等，這樣才能促進生育。

我在這篇論文中的發現則不一樣：中國如果丈夫多做家務，多帶孩子，并不一定能夠提升女性生育的可能性。

關于育兒，真正能起作用的是老人，因為老人是夫妻之外的“外部力量”，他們的參與才能真正緩解小家庭的壓力，保證雙職工家庭的工作能力和收入都少受影響。

但是依靠老人來帶孩子，養育的負擔還是沒有超越家庭。在育兒方面，中國的家庭已經承擔了太多，我們應當鼓勵國家和社會的力量來分擔家庭的育兒負擔，特別是女性的負擔。什么時候女性和家庭的養育負擔下來了，中國的生育率自然就上去了。

如何讓婚姻和生育不再是包袱

雖然我的研究亮點是發現父職溢價在減緩，但現在生育率不高的核心原因還是“母職懲罰”的存在。

韓劇《兒媳過渡期》劇照

我們整個社會要想辦法把女性生孩子的負擔解決了。我的研究也已經說明了，這個育兒的困難是家庭內部克服不了的。

說幾點我的建議吧。

其一，保障教育公平。有人做過研究，什么樣的國家生育率低，或者說育兒焦慮嚴重呢？社會不平等越大，教育的回報率越高的社會，這個國家一定不會生很多孩子，所以我們要使得不同的教育的回報達到一個比較適度的水平，降低社會不平等，同時我們要做一個最兜底的保障。

我們身處東亞儒家文化圈。這個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對子女教育的過度重視，有個理論叫“生育數量和養育質量之間的替代關系”，如果說生多個，資源一定會稀釋掉，那么如果說只生一個，所有的資源集中在一個小孩身上，就能夠優先保證他的發展。

如果教育資源沒有現在這樣不平等，才有可能解決生育意愿低的問題。

《小舍得》劇照

 二是出臺一些措施讓女性敢生育，讓企業就愿意雇傭女性，把女性的職位保住。關鍵的問題是現在國家究竟愿意承擔多少成本，愿意付出多少錢來分擔家庭和企業的這個責任，這是決定中國未來生育率反彈的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儒家文化特別強調代際資源的傳遞，在中國這種傳遞是沿著父系傳遞的，對女性是不平等的，對女性的家庭責任有很大強調。所以東亞女性恐婚是很正常的。

美國一個學者寫過一篇文章講日本女性的“婚姻包袱”，日本30%以上女性是終身不婚，到50歲了，發現還有30%還不結婚。因為在日本，女性結婚后就不可能選職場。她的工作和家庭沒法平衡，所以有學者說是婚姻包袱，選擇了這條路就沒有另外一條路，選擇了職業就不要結婚了，因為你一結婚你無論前面再好，你也得回家去“相夫教子”。

日本女星山口百惠在事業巔峰期宣布結婚隱退

中國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40歲以上的女性基本上大多數還是結婚了，95%以上都結婚。

我們曾經講女性能頂起半邊天，女性參加工作現在已經完全被中國老百姓所接受了，沒有人會覺得雙職工家庭是奇怪的。

但是如果看中國的性別發展史，很有意思。我們一方面在工作領域鼓勵女性走出家門，而在家庭領域則默認性別不平等，強調女性做好家務，認為女性的工作家庭沖突是需要通過自己的革命意志去克服的。

到了今天，家庭責任依然被女性所承擔，保留了家庭里面的性別不平等。現在中國女性為什么面臨更加嚴重的工作家庭沖突，跟我們曾經的歷史遺產有關系。

如果說我是女性，在今天我也會恐婚恐育，我們要出臺一些措施讓女性敢生育。

第三，提供能夠保障三歲之前基本安全的育兒托育，這個服務一定成本很低，讓最底層的老百姓也能承擔得起。

在1990年代之前，國家認為家里的事情也是國家的事，大家和小家是統一的，單位被認為有責任去分擔女性的家庭負擔，所以那時有很多的福利，員工福利，比如單位大院里面就有育兒機構托兒所。 

但1990年代初單位制改革，這些育兒福利全部都給解除掉了，育兒負擔被認為應該由家長來承擔，家庭承擔的時候，這個責任就只有到女性身上去了。

呼吁小家庭中的父親和母親平分育兒負擔當然也很重要，但我非常擔心，這最后會不會變成對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內的所有婚育人士的職場歧視呢？

我們不應忘記最根本的矛盾。孩子不僅屬于小家庭，也是整個社會的財富，我們不應該把生育的成本全部積累在家庭內部。

僅僅呼吁男性和女性平分是不夠的，甚至是忽略了重點。“外部力量”要有所作為來支持我們的家庭，并真正緩解雙職工家庭的育兒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