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母”宋慶齡不會講國語：語言與民國政治

孫中山被國民黨尊為“國父”，有人也將宋慶齡稱為“國母”。但“國父”和“國母”相互之間不講“國語”，而是以英語為主要交談語言，聽起來似乎很荒謬，卻是千真萬確。雖然國民黨十分強調民族主義，但在整個民國時期，推廣“國語”的效果并不明顯，國民黨高層人物之間用英語交流者大有人在，而在早期國民黨中央正式會議上，經常出現“國語”、粵語并用的情況，反映了國民黨語言生態的復雜性。

宋家的語言

拜互聯網之賜，我們今天能夠隨時找到抗戰時期宋美齡的講話視頻。“宋氏三姐妹”中的小妹，面對鏡頭侃侃而談，用的是有濃重上海口音的“國語”。客觀來說，她的“國語”很不“地道”，腔調算是官話腔，大量字詞的發音直接就是上海話。

“宋氏三姐妹”的父親，如今通行叫法是宋耀如，也叫宋嘉樹，本名叫作韓教準，英文名也歷經變化，他自己在書信中用過一次Hann Cardson，不過更多的是Charles Jones Soon，后來又加一個字母叫Charles Jones Soong。（《宋耀如生平檔案文獻匯編》第4-17頁）名字的復雜，反映了經歷的復雜。身為一個海南人，命運之船把他帶到美國，得到教會人士資助得以讀書，習得一口美國口音的英語。

1885年12月，宋耀如以美國基督教監理公會傳教士的身份回國，在昆山、七寶、太倉等地巡回傳教。教會對他的第一個要求，是學習上海話。經在美國認識的留學生牛尚周介紹，他與川沙女子倪珪貞結婚。子女在語言上通常受到母親影響最大，倪珪貞講的是帶川沙口音的上海話，這就是宋家子女的母語。

宋家的子女，長大后都送到美國留學。因而，他們只熟悉兩種語言：英語和上海話。后來，宋子文到廣州工作數年，出于工作需要，應該學習了官話，或許還學了一點粵語。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寫道：孫中山和宋耀如“兩人都出生于廣東，說同一種方言……”（《宋家王朝》，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第102頁）。這是很多“歷史作家”以想象代替實證的壞習慣，不足為訓。

不錯，孫中山、宋耀如當時都屬于廣東人，但廣東（連同海南在內）有多少種方言？宋耀如的母語是海南文昌話，屬于閩語系，海南島的移民80%以上來自福建（劉新中：《廣東、海南閩語若干問題的比較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頁）。孫中山講的是廣府話，屬于粵語系。只會這兩種語言的人，相互之間無法通話。宋耀如未曾系統學習過廣府話，孫中山則完全不懂海南話。他們之間，怎么可能用所謂“廣東話”交流？用的又是哪一種“廣東話”？孫中山和宋耀如之間，口頭交流肯定是講英語，或許有時需要用“筆談”來補足。

國父國母不講國語

宋慶齡也跟乃父一樣，與孫中山只能用英語交談。

共產國際全權代表達林曾在1922年到廣州拜訪孫中山。他在回憶錄中明確地說：孫中山“給我介紹了他的夫人宋慶齡，她當時三十二歲，但看起來要還要年輕一些，她同丈夫講的是英文，因她是在國外長大的，不懂中文。”（達林：《中國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12-113頁）這里“不懂中文”指的是不會講“國語”。宋慶齡既不會講“國語”，也不會粵語，而孫中山也不會上海話，她跟孫中山之間除了英語，沒有別的選擇。

宋慶齡不會“國語”，最有力的證據是宋云彬日記。1949年9月21日，在懷仁堂召開新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出席會議的宋云彬在日記中寫道：“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不會說國語，用一口道地上海話念出來，就沒有勁了。”（宋云彬：《紅塵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頁）

1949年的新政協，擔負著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職能（當時還沒有人民代表大會），由這個大會選舉國家最高級別的領導人，制定有憲法地位的《共同綱領》，是最為嚴肅而正式的政治場合。但大會承認很多人講不好“國語”這個既成事實，沒有“強人所難”。在宋慶齡以外，還有很多政協委員都講的是家鄉話，請人翻譯。據宋云彬日記，民革中央常委譚平山發言，講“一口廣東話”，華僑代表陳嘉庚“說的是土話，必須翻譯”（同上，第164、166頁）。

《牛康上海話讀本》有如下一段：“據說，當年宋慶齡與廖承志私下交談講的是英語，因為宋慶齡說帶有浦東川沙口音的上海話，廖承志說的是廣東話，而他們的‘國語’（即后來的普通話）又說得結結巴巴，詞不達意，所以干脆就用英語來交談了，他們講英語很流利，雙方都能聽懂。”（第175頁）。這個傳聞，可從宋任窮的回憶得到證實。1981年5月15日，在宋慶齡病重之際，廖承志受命到宋慶齡病床前傳達中央關于接受她為共產黨員的決定，廖承志“先用漢語講一遍，后用英語又講了一遍，傳達了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宋任窮回憶錄》第508頁）

“國母”不會講“國語”，聽起來似乎很荒謬，但卻是鐵的事實。中國地域廣闊，地方文化、語言差異很大，民國時期“國語”（以及共和國前期的普通話）一點并不普及，操“國語”的人也普遍帶有一定的地方口音，并不“標準”。如今的歷史題材的影視劇中，歷史人物一開口就是標準的普通話（毛、蔣似乎是默認的例外），這種做法可能是出于“推廣普通話”的目的，卻與歷史事實不符。

國民黨人與粵語

粵語曾經在同盟會、國民黨中擁有特殊地位，是另一個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國民黨，以海外華僑為主要籌款來源，早年追隨他的高級干部里面，廣東人占了最大比例，隨手舉些例子：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馮自由、王寵惠、胡漢民、汪精衛、陳璧君、朱執信、廖仲愷、何香凝、古應芬、許崇智、鄒魯、鄧澤如、李福林等等。這些人多數是講粵語的廣府人，個別是會講粵語的客家人。孫中山自1917年起，三次開府廣州，在此過程中涌現了大批廣東、廣西干部，如譚平山、陳公博、鄧演達、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陳濟棠等，這些人也習慣操粵語。

即使是湖南人黃興，出于在南洋、香港、廣州活動的需要，也學了一些簡單的粵語。越南河口起義時，黃興乘火車遇到法警查問，“興操粵語答之，而語音不類”。黃興講的粵語不夠地道，引起法警懷疑而將其扣押，被遞解出境，對河口起義失敗有重大影響。鄒魯感嘆：“克強此舉實與革命軍成敗關系甚巨。”（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民國叢書”影印本，第746頁）

1924—1927年間，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習慣上是雙語并用，國語發言譯為粵語，粵語發言則翻譯成官話。1924年1月21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對大會宣言稿進行修正，由戴季陶用國語、胡漢民用粵語，依次將修正案全體朗讀報告（1924年1月29日《申報》）。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舉行成立典禮，黨代表胡漢民用“國語”致詞后，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則用廣東話演講。（1925年7月2日《廣州民國日報》）

1926年1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及討論廖仲愷被刺案，當何香凝用“國語”發言后，七十號代表李國瑞即提出：“請托一位同志翻譯為廣東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第1冊，第284頁）

1926年7月9日，在廣州東較場舉行隆重的北伐誓師大會，由譚延闿代表國民政府向總司令蔣介石授印，吳稚暉代表國民黨中央向蔣介石授旗。蔣介石發表就職演說，由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翻譯成粵語。（楊資元等：《鄧演達》，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7頁）

這一傳統甚至延續到了南京時期。1929年3月，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三全大會”）。有人提出議案，請處分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甘乃光四人。胡漢民“分用國語及粵語對本案重述……”（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447頁）3月22日，三全大會第六次會議討論中央執監委名額及選舉辦法，由胡漢民先用粵語后用官話加以說明。（1929年3月23日《申報》）

1929年4月1日，胡漢民參加上海特別市執監委員會總理紀念周活動，解釋對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甘乃光處分一事，“先用普通話講……接著再用廣東話講一遍”。（1929年4月2日《申報》）

1929年，蔣介石已穩執軍政大權，但格于國民黨歷來的傳統，對正式會議雙語并用的情形并無提出異議。這種情況，或許到了1931年蔣介石扣押立法院長胡漢民以后才有所改變。“國語”（普通話）的推廣，有著漫長的過程，近三十年才突然加速。要準確認識歷史，不可用當前的狀況去推想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