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黨務案”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導火索嗎

1926年5月，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決議案》，規定不得懷疑和批評孫中山及三民主義；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名冊須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職的中共黨員人數不得超過 1/3，并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等。過往的黨史研究一般認為，《整理黨務案》是蔣介石聯合國民黨右派對中共的打擊和限制。時隔90年，伴隨著檔案材料的解密以及相關研究的豐富，回顧這一事件，我們不禁要問：“整理黨務案”發生的背景是什么？它真的是蔣介石蓄謀已久的對中共的一次打擊嗎？而它的發生，又是否預示著國共合作不可挽回、必將走向破裂呢？這一切，都要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說起。

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的內部分裂與蔣介石的崛起

一般認為，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及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1/4。會后，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在此之前，中共三大已經通過決議，要求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1925年孫中山辭世，國民黨內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開始爆發：先是馮自由等在北京組建“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否認中央權威；接著是廖仲愷遭黨內不滿“容共”政策的右派刺殺，國民黨最高領導層因此破裂，被認為參與暗殺的胡漢民和許崇智被迫離開中央；最后是林森、居正、鄒魯等國民黨元老和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集會，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解雇顧問鮑羅廷”等主張，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分庭抗禮。一時間，國民黨內部風雨飄搖，黨內高層在“聯共”還是“分共”的問題上爭吵不休。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蔣介石開始登上了權力的舞臺。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建立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訓練革命軍隊，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兼粵軍總參謀長。而蔣介石“左傾”的政治立場，更是受到當時名為蘇聯顧問，實為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第一實權人物鮑羅廷的贊賞。

早年的蔣介石對蘇俄充滿了景仰。早在1919年1月1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就寫道：“今年擬學習俄語，預備赴俄考察一番。”十月革命勝利后，他更是表示“企仰靡已”。在訪問莫斯科期間，蔣介石更是通讀了《馬克思學說概要》和《共產黨宣言》等著作，“領略真味，不忍掩卷”。

1925年8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后，鮑羅廷通過一年多的考察，認定蔣已經成為可靠的左派將領，使其擔任廣州衛戍司令，與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以及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組成三人最高權力小組。隨后蔣介石又以許崇智的下屬與廖案有牽連為由將許解職。這樣一來，蔣介石就由國民黨一大時連中央執行委員都不是的“邊緣人物”，一躍成為了除汪精衛以外的國民黨第二號政治人物。

撲朔迷離的中山艦事件

隨著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地位急劇上升，他與國民黨頭號人物汪精衛之間不可避免地有了摩擦。恰在此時，鮑羅廷被調回蘇聯，接替鮑羅廷工作的季山嘉和蔣介石在北伐等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而汪精衛和季山嘉之間則磨合的好得多。正如暴發戶普遍對自己的財富缺乏安全感那樣，上升太快的蔣介石，也對自己的地位產生了憂慮，就在這個當口，中山艦事件爆發了。

“中山艦事件”多年來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傳統的中共黨史敘事認為這是蔣介石蓄謀已久的反共陰謀，而國民黨方面則堅稱中共與蘇聯企圖合謀綁架蔣介石。近年來，隨著檔案材料的開放，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也逐漸浮出水面。

中山艦事件前一月，蔣因不堪黨內紛爭，向汪精衛正式提出赴俄休養。汪精衛同意了他的請求。此時剛好有一艘裝載軍火的俄國商船前來廣州，坊間傳言，因蔣與季山嘉不睦，蘇聯判定蔣是反革命分子，慫恿汪精衛除掉蔣——正好將蔣強擄上這艘商船，經海參崴押往莫斯科受審。

而在3月18日，一艘日本商船在黃埔江面遇劫，船員向黃埔軍校求助，要求派船馳援。因為情況緊急，中山艦被緊急調離廣州，駛往黃埔。中山艦駛出不久，因俄國考察團提出要參觀中山艦，海軍局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于是打電話請示正在廣州的蔣介石，告知俄國考察團參觀一事，并詢問是否將中山艦調回。未經允許的調動，加之李之龍共產黨員的身份，以及事先汪精衛屢次詢問他是否在黃埔，使得蔣介石頓生疑慮：“中山艦沒有我的命令被調到黃埔，如今因為我不在黃埔在省里（廣州），他就要開回來，這究竟是什么事？”幾番思索之后，蔣介石斷定，這是中共和蘇聯的陰謀，欲將他綁架至蘇聯，除之而后快！

在一番心理斗爭后，3月20日，蔣介石以兼任衛戍總司令的身份，調動武裝部隊，包圍了蘇聯顧問團在東山的住宅、共產黨的機關、汪精衛的住宅，隨后派人占領海軍局，并逮捕海軍局長李之龍和中山艦代艦長章臣桐等人，是為“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汪精衛憂憤交集，憤而出走；而蘇聯和中共方面，出于統一戰線和長期戰略方面的考慮，也都選擇了妥協退讓，季山嘉被撤換，鮑羅廷則是臨危受命，重新回到廣州主持工作。

“中山艦事件”后，蔣一度極端惶恐和焦慮，因為以他當時的地位，既不足以抗衡汪精衛所統帥的黨務系統的發難，更無法挑戰蘇聯方面在軍校和部隊中的勢力。然而，汪精衛出于他文人的氣質一走了之，而蘇聯方面秉著“長期利用”的想法選擇了退讓，這是蔣介石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只有理解了蔣介石的這種心境和各方博弈的背景，我們才能理清 “整理黨務案”發生的邏輯。

“整理黨務案”：既是 “限共”，也是“聯共”

中共三大和國民黨一大各自確立了兩黨合作的政策。但是，兩黨對于這種合作關系的認知，并不相同。中共方面一開始便將兩黨關系稱之為“合作”關系；而國民黨方面則有所不同，在最初兩年多的時間里，一直沒有認同兩黨關系為“合作”關系。在孫中山看來，中共不過是 “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組織，“都是些在政治上沒有修養的年輕人”。在國共合作的初期，國民黨方面一般都只說“容納共產分子”。中共在最初一段時間里也是認同“容納共產分子”這一提法的。然而，隨著中共勢力的日長以及與國民黨抗衡意識的增強，“聯共”逐漸取代“容納共產分子”的提法。而國民黨正式承認國共關系為“兩黨合作” 關系，并規定兩黨合作的具體措施，正是在1926 年5月召開的二屆二中全會以及這次會議所通過的《整理黨務案》。

“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一方面要回應國民黨內對共產黨日益增長的疑懼，另一方面，蔣介石此時思想依舊左傾，他認為策劃加害于他的只是“季山嘉和汪精衛及少數共黨成員的陰謀”。在這種情況下，他和鮑羅廷展開了多次的磋商，兩邊妥協的結果，就是《整理黨務案》。

該議案提出，“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中央黨部部長須不跨黨者方得充任”，“凡屬于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及行動”等等。限制中共，自是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的初衷和重要考量，但另一方面，蔣也看到中共勢力的迅速增長，而不得不承認“兩黨合作”這一客觀事實，從而首次以大會決議案的形式確認“兩黨合作”關系，以及召開“兩黨聯席會議”。過往學界的研究，往往只強調了“整理黨務案”對中共的限制，卻忽視了議案對中共地位的承認。

當時對《整理黨務案》攻擊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一直要求“分共”的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所看重的正是《整理黨務案》所承認的“兩黨合作”這一“名分”。西山會議派認為，《整理黨務案》是廣州國民黨中央與共產黨訂立的妥協條件，將“容納共產分子”變為“兩黨合作”，意味著國民黨從此將變成“國共聯合黨”，這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自《整理黨務案》提出后 ，蔣介石在多數場合仍將國共關系表述為兩黨“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在給國民黨元老張繼的信中寫道：“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與仲愷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求團結，共產黨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1926年8月2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演說時，又一次強調：“中國共產黨是革命派，我們應該聯絡。先總理要聯合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革命勢力方能增長，革命精神方能發展。但在同志有許多懷疑者，引起許多的糾紛。西山會議派對于本黨自相傾軋，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國共產黨本是中國革命一部分的力量。”

應該說，歷史敘事或多或少都帶著一種目的論似的話語建構，我們總是以后見之名來揣測前人。然而，歷史有著很多的偶然和巧合，回到1926年的5月，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共產國際抑或是中共，都無法想象僅僅一年之后第一次國共合作就會以“四一二”事變這種如此慘烈和血腥的方式收場。可見，深謀遠慮也好、陰謀詭計也罷，所謂“歷史必然性”往往只是一系列偶然性在某一節點的相遇。

參考文獻：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奪》，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后》，《歷史研究》，1992年10月刊。

楊奎松：《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兼談陳獨秀的“右傾”問題》，《近代史研究》，1999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