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沈潔：共和之路何以舉步維艱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締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然而，此后十幾年的亂象表明，共和與帝制之間的糾葛并未平息。何以走向共和的路如此艱難？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沈潔一直從事近代史研究，她認為：辛亥年底，各方能坐在談判桌前，最終達成“妥協”，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契約精神”，而是一種懸空的“勢均力敵”。革命黨擁有風潮，江浙實力立憲派與袁氏的北洋結盟，帝室、皇族優柔力薄，被逼退位。這樣的妥協，勢必造成日后決裂。

澎湃新聞：就政治興革的大勢而言，晚清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走向共和的歷史，但同時又是一部眾聲喧嘩的歷史，諸多的主張和藍圖并不都指向共和，這與辛亥以后共和的困境存在怎樣的關聯？

沈潔：在晚清民初“抵達共和”的過程中，確實能看到眾多歧見，“立憲”與“革命”是一個化約的判分，在這個兩分背后，其實還站立著面目各異的人群。從1912年這個關節點看，“驅除韃虜”席卷起排滿風暴，繼而是帝室、皇族、袁世凱、北洋系、立憲派、封疆大吏、小官僚；同盟會系、光復會系、武昌系的革命派，在“五族共和”的旗幟底下暫時妥協。“帝政終局，民國始基”，可以說，“共和”是清室辭位的心理歸依，也是形形色色的守節者放棄抵抗的時勢；是各路革命黨人掀起革命風暴的旨歸，也是立憲派、袁世凱們背棄皇室的“大義”所在。但要知道，旗幟，總是特定政治理論和時代潮流的產物。

從口號中的“共和”，到制度意義上的“共和”，進而到植于人心的觀念上的“共和”，這中間，路途遙遠，充滿分歧。這種遙遠和分歧，也恰恰是“妥協”本身帶來的。這還只是達成了妥協的一方，實則還有不愿妥協的另一方。比如嚴復、惲毓鼎、陳寶琛等，對共和革命的觀察與憂思，在他們看來，“共和”是通過“手槍”拿來的，“暴酷箝制，過于專制十倍”。這也因應了梁濟棄世時的悲哀，原本以為“躬逢新國，亦欲一覘其改革如何”，目力所及，卻分明是一個失火的世界、一個手槍和賄金橫飛的世界。辛亥后的中國，嚴復講，“舊者已亡，新者未立，悵悵無歸”，是脫序的時代。以短短數月終結兩千余年帝制，中間必定存在大量脫節。黨派紛爭、民眾于新制的懵懂、帝制時代的各式遺留、倫理和意識形態的混亂，都在以不同形式映射現代轉型的曲折。從這些“復雜”，再折回去看晚清的“眾聲喧嘩”，就能更多地理解共和革命是從哪里開始失序的，這個過程中又有多少人在試圖建立秩序。戰亂與政亂，包括思想、文化領域的紛爭，都是失序-秩序博弈的過程。

如果把這個歷史時段再拉長一點，辛亥是從帝制到民國的轉折，辛亥之后，是對法統與共和解釋權、定義權、掌控權的紛爭，而1926年開始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則基本終結了1911年以來有關“法”與“統”、“法”與“道”的離亂，晚清人物逐步淡出舞臺，新主義、新勢力登場，中國歷史從這里開始，漸漸擺脫辛亥的遺產，超離出戊戌的理想，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也是從這里開始，帝制還是共和，不再糾纏中國人，“黨”和“主義”成為歷史的關鍵詞。

澎湃新聞：辛亥革命之后，君憲已無可能，這是革命黨人與立憲派角力的結果，還是有其他原因？

沈潔：“君憲已無可能”，這種說法很能體現這一百年來革命史觀對歷史的籠罩。這是辛亥年直至當下，我們對民初中國的一種常識性認知。但如果回到民初，其實存在多種可能。這就不能不談到洪憲和丁巳兩次復辟。當然都是以失敗告終，但我要強調，并不能依此論證“共和已深入人心”。需要追問的是，民國既已開始，僅十年之內，為什么有兩次君主再臨？這不是某幾個人、幾個派別以陰謀可以促成。恰恰證明，帝制傾覆后，政治淆亂及存在的各種可能性。洪憲帝制中的理論家，從楊度到古德諾、有賀長雄，幾乎個個都是從辛亥的倉促革命、共和國體不適于國俗民情談起。楊度《君憲救國論》強調的就是共和成立太驟，“并未聽國民之自由研究，而以少數人之武力成之”。洪憲失敗，楊度接受記者采訪，坦言“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諉過于人，亦不逃罪于遠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審判”，他以共和賦予的權利，堅持君憲的思想，這在民初中國算不上特別異議可怪，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屬于這個時代的復雜性。袁世凱處在如此思想和言論環境中，他想要返回君主制度以重建被辛亥革命打亂的國家秩序。這中間，是有情、理存在的。也因此，作為后世的觀察者，可以拋開丑劇、昏聵這樣的時代語言，更冷靜地去看待帝制運動，它的成因，以及對政治和社會造成的影響。

說到革命派與北洋、立憲派的角力，這也是構成民初政亂的重要原因。黨人和袁氏，均意在獨大。這種不肯妥協，就政治向度而言極易造成失序。從宋案到二次革命，就是梁漱溟評論的“助長武人勢力的原因，卻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而革命黨內部，同樣是大小山頭，明爭暗斗，“革命尚未成功，牛鬼蛇神出現”。徐紹楨晚年評述二次革命迅速失敗的原因，曾說：“時民黨為都督者十六省，皆志滿意得，卒為袁軍所敗，或且投械于袁，以圖自保其功名富貴，是不能自哀而人哀之也。”熊十力也說過，辛亥后的革命黨“新官僚氣味重得駭人”，暴露浮囂、侈靡、淫佚種種敗德，“一時輿論都感覺革命只是換招牌”。所以，如果說民初存在“權威真空”，那也是多向度、多維度的，實際上，并非真空，而是多頭權威，太多纏斗與掣肘，致使政治走向無序和無休止的爭端。

澎湃新聞：清帝的遜位，包括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妥協，與立憲派的妥協，以及袁世凱與清廷之間的妥協。這似乎是個很好的開始，可之后我們看到的是對妥協的僭越，而不是對妥協的恪守，這是為什么？

沈潔：帝制終結，代表了“天命”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民心”、“民意”。但袁世凱以弄權接掌民國，他背后究竟凝聚了多少“民心”、“民意”，本身已足夠令人懷疑；再加上立憲派、舊官僚三心二意，革命派強勢對抗，新生的共和國已然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度。所以黃遠生說，“以國民之無根底，主動者之客氣與感情，則革命之后，安得有善果!”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成王敗寇，向來缺乏妥協，歷代鼎革，也多的是持節“玉碎”。辛亥年底，各方能坐在談判桌前，最終達成“妥協”，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契約精神”，而是一種懸空的“勢均力敵”。革命黨擁有風潮，江浙實力立憲派與袁氏的北洋結盟，帝室、皇族優柔力薄，被逼退位。這樣的妥協，勢必造成日后決裂。

再者，由帝制到憲政，政黨是題中重要一義，也理應在共和政治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不可否認，憲政由一場倉促的革命肇造，政黨政治及其社會基礎不但不完備，可以說完全不具備。所以，民國伊始，一下子冒出大大小小無數政黨、政派，在“共和”旗幟下合縱連橫，合法地展開權爭。辛亥元勛蔡濟民說“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王闿運則更加直截了當：“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政客如鯽，植黨若林”，這是民初中國的政壇實錄，他們“各秉入主出奴之見，群挾爾詐我虞之機”，國事，遂脞于無形；庶政，亦敗壞于冥冥之中。由政黨流于政客，不單是稱呼上的改變，因此導致的爭端、國政敗壞，也使得國人一度對政黨、進而對民國失去信心。

共和政治甫一成立，便迎來了長達十余年的持續政亂與兵亂。直到北伐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才進入一種相對成型的政黨政治。袁世凱想用舊專制（君憲）來恢復集權，但他面對的已是全新的問題，執舊方以醫新病，注定亂局；而國民革命后的黨治亦未形成法制底下的妥協精神，對如何建立基層組織缺乏能力。可以說，整個現代中國，以集權保障現代建設與憲政之間，始終充滿扭結。

澎湃新聞：共和取代帝制以后，經過了多次的反復，包括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您怎么看其間共和與帝制之間的關系？

沈潔：前面已經講到，復辟發生，幾乎可以視為辛亥年的未完成及其繼續。派別和利益群體的紛爭是題中一義，政治理想、文化理想的分歧也是題中一義。這是精英層面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廣闊的、一般意義上的、被革命裹挾著“同去！同去！”的“咸與維新”的“中國”。

講幾個具體的故事好了。辜鴻銘在北大講堂上大發議論，說現在社會大亂，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你要說‘法律’（說的時候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說‘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個‘王’字就不行”。北洋時期，戰爭連綿，內地鄉下總有人問：“宣統皇帝怎么樣了？”“現在坐朝廷的是誰？”“真龍天子坐上了寶座，天下就該太平了吧？”老百姓不懂什么共和，卻認為，天下總要有一個“真龍天子”。兩個乞丐在鬧市吵架，一丐厲聲說：“今日尚有王法耶，都由共和民國成此大害，假令皇帝復生，必不容若輩如此橫行。吾惟旦夕禱祈老天，復生一皇帝也。”民初，一位官員記其家鄉鄉民，只知道皇帝，而不知道新建立的共和制為何物，在他們看來，“現在國無王法，何分皂白？……京津保定，均被搶劫，皆系無皇帝管束之故”。雖經百般解釋民主共和的含義，然而“愚者百說而不解，黠者群笑以為誑”，終日以無皇帝為慮。

這都是歷史中的真實影像，與辜鴻銘的說法倒是一致的，“皇帝”和“王法”高懸于上，對百姓至關重要，這代表了一種不容置疑的秩序和敬畏。民初，不少北京人家中常備各種旗幟，以應萬變，其中當然包括大清國的龍旗。張勛復辟時京城內外龍旗飄揚，不是偶然，亦無法以“投機”心理一言以蔽之。皇帝觀念依然在政統與道統的接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李劼人的紀實小說《大波》中，林小胖子和喬北溟談論“文明演說”：“聽來聽去，老是那幾句話：文明啦！野蠻啦！國粹啦！秩序啦！其實同我一樣，啥也沒弄清楚。”“啥也沒弄清楚”，說的不但是小人物的懵懂，也是大人物們的慌亂。梁啟超在反對袁氏帝制的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回憶徐佛蘇在辛亥、壬子之交對他說過的話：“中國勢不能不革命，革命勢不能不共和，共和勢不能不亡國。”國事如此，熱忱、不易灰心如梁任公者，也只能自道“殊苦無術”，“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帝制與共和之間的反復與翻覆，是辛亥革命的自然延續；而此后，由共和衍出國民大革命，黨權與黨爭之間再成反復與翻覆，這同樣包含了中國革命的內在因果。

澎湃新聞：與政爭和軍閥割據相對應，共和以后，不但共和的信條沒能建立起來，而且整個思想界亦呈現出極度紛亂的狀態，為什么新文化運動能從這種狀態中突圍？

沈潔：新文化運動既構成一種突圍，一種“文藝復興”，同時也是晚清以降“向西方看”潮流的承續。梁啟超概括中國近代思想的變遷，由器物到政制、到文化的三階段論，新文化運動承接“五四”，是繼“新學猖狂”、君憲與革命而來的，為現代中國尋求自我改造的第三階段演進。文體問題、孔教問題、科學與玄學、人生觀問題、文化本位問題，等等，這些論戰和思想，凡能歸入中、西、新、舊范疇的，都可視為戊戌維新思潮的延續，是西力東侵的產物。辛亥革命以后政界、學界探索共和政治的種種努力，其實都可以歸攏到戊戌以降“向西方看”的歷史脈絡中。這個過程從鴉片戰爭一直持續到新文化運動，所有從新學、從西方的選擇，指向的是同一個目標——中國的現代改造。但“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發生了轉向，從個人主義轉向群體主義，從英美轉向蘇俄，“到民間去”和社會主義廣泛傳播，這些轉向的發生從根本處突破了戊戌以降國人的思維歸屬。這一轉向，甚至比辛亥革命更加深刻地改變了中國。

由思想而思潮，由思潮推進為文化運動，再由文化運動演為政治轉折，這在晚清到北伐以前的歷史變遷中，基本成為一種規律。周作人后來說，從旁觀者看去，“五四從頭至尾，是一個政治運動，而前頭的一段文學革命，后頭的一段新文化運動，乃是焊接上去的。若是沒有這回政治性的學生對政府之抗爭，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無論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見得會有什么大結果，日久，或者就將被大家淡忘了也說不定”。胡適也曾在1933年總結過，中國現代思想可約分為兩期，第一期為“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側重個人的解放；第二期為“集團主義（Collectivism）時代”，以1923年為界，此后的民族主義運動、共產革命運動都屬于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從個人主義到集團主義，精準概括了新文化運動在二十年代的轉向。

“五四”新文化真正對中國歷史產生重要影響的，陳秀獨所說“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的倫理覺悟恐怕還在其次，關鍵在于，這一轉向直接導致了中國政治力量的黨化和組織化。所以說，把“五四”新文化僅僅看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是很表層的看法。新文化運動由文化到政治的變化，完成了一種承上啟下：承接晚清以降的西學思潮，也揭幕即將到來的大革命。

澎湃新聞：陳志讓先生在《軍紳政權》一書中說，辛亥以前中國是“紳軍政權”，辛亥革命后中國是“軍紳政權”。在民國初年的亂象中，軍、紳勢力的消長，對共和的走向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沈潔：概括來講，“紳-軍”是帝制時代的政權，基礎為紳士和軍人的聯合；“軍-紳”則是1912年以后軍人勢力壯大，行政機構從上到下變成軍人領導紳士的政權。亦即通常所說，軍閥統治的時代。這個時代，廣義上從1912年一直延續到1949年，狹義上則圈定在1928年北伐結束之前。

辛亥妥協及民初亂象，帶給軍紳統制的政權的影響，最重要的有兩點：政治上高度離散、持續于內戰形態；外交上，軍閥不以保衛國家主權完整為職，較少受民族主義影響。這個時代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分崩離析”，政治、經濟、社會都分為派系和地區，中央無法控制地方，法律也不能控制軍隊，所以魯迅說“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進一步講，辛亥以后，帝制解體，中國在形式上進入“現代”，實質上卻不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然而，也正是在民初這十數年的亂象中，失序導出了新的秩序：因軍閥多提倡儒家及其綱紀學說，于是而有反禮教、反傳統；軍紳政權不抵抗帝國主義，與之相對，精英與民眾中則彌漫民族主義；經濟上初步工業化的展開與政治上四分五裂相碰撞，則各種社會主義、工農主義、“勞工神圣”抬頭。在這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運動背景下，1921年共產黨成立，1923-1924年國民黨改組，繼而國共合作，匯成1926-1928年的革命運動。十年內亂，北洋已成魚爛瓦解之勢，及“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軍起，則終于覆滅。北洋終結的，實際上是一個戊戌以來的中國；而它留給中國革命的遺產則在于，民族主義勃興（至抗戰臻于極點），我們開始奮力追求一個黨、一個主義，中國現代國家建設中的凡此等等，既是北洋軍紳政權的反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