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共富｜劉守英：防止走向平均主義及機會不公平導致的失序

【編者按】

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怎么答好促進共同富裕這道難題？澎湃新聞就此推出“求解共富”系列學者專訪。

“要建立一個權利更開放、制度更公正、機會更公平的秩序。”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實現公共富裕的過程中，一定要防止走向平均主義以及機會不公平導致的失序。

劉守英還表示，縮小城鄉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要解決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需要農民在城市擁有更多的創造收入和財富的機會，必須推動城市權利向農民的開放，以包容、公平推動進城農民融入城市社會。

下文根據采訪錄音整理：

建立權利更開放、制度更公正、機會更公平的秩序

中央在這個階段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與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是密切相關的：首先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其次要建立可持續的現代化的社會秩序。現代化的社會秩序應該避免產生財富分配不均，也要避免社會兩極化衍生出的財富積累和機會不平等導致的社會問題。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權利更加開放，社會更穩定，更公正的社會秩序，以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建立一個權利更開放、制度更公正、機會更公平的秩序，需要開放更多的權利，讓更多的人有分享的機會；實現共同富裕不是去劫富濟貧，而是讓國民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財富的創造中來，在制度上保證機會的公平。

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一定要防止兩種極端可能導致的社會失序：第一，要防止走向平均主義（均貧富、劫富濟貧），否則會導致整個社會的預期不穩和失序。第二，擴大機會不公平導致的失序。

縮小城鄉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

上一輪在實現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減貧奇跡，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縮小城鄉差距。

近年來，農民收入呈快速增長態勢，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總體來講，城鄉財富差距實際上在擴大，因為農民的財富增長比城市市民的財富增速要慢。

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總人口比重過大的國家。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有5億，占中國總人口的36%。如果不能解決好城鄉的收入差距問題，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實現橄欖型的分配結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農民的收入增長越來越多來自非農收入，且主要來自于他們在城市創造的收入。因此，要解決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就需要農民在城市擁有更多的創造和積累財富的機會，讓農民融入城市，更多地參與到城市的經濟活動中，而城市的經濟活動中的機會也會越來越多。

堅定不移地進一步開放農民的城市權利

要著力解決農民與城市人口權利不平等問題，應該賦予農民成為城市市民的權利，讓農民在城市更好地積累財富，擁有更好的就業和進行經濟活動的機會。通過在教育、住房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讓農民群體參與到在城市的財富創造過程，解決中國城鄉兩個群體的財富差距問題。

農民群體如果繼續留在農業和農村，他們的收入和財富的增長怎么也不可能比城市人口的收入和財富增長得多，原因有三。

第一，農業在GDP的比重越來越低，農民若是繼續留在農業和農村，城鄉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第二，農民在農村的生產要素不能成為財富的來源。農村的土地不能用來從事非農經濟活動，只能通過政府將土地進行征收以后轉讓；城市卻可以通過土地資本化形成的資本進行積累，而農村的生產要素不能進行資本積累，于是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第三，農民和城市市民之間權利不平等。權利的本質是機會——從事經濟活動和分享公共服務的機會。城市居民享有的住房、醫療、養老、教育等公共服務仍然與農村居民無份。

農民工群體沒有享受到與市民同等的基本權利和公共服務。在子女教育方面，20%以上的農民工子女無法入讀全日制公辦中小學校。不少在城市接受過完整義務教育的農民工子女，無法參加中考和高考。在醫療社會保險等方面，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比率很低。在住房保障方面，城市保障性住房基本不對農民工開放。

在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鍵階段，必須推動城市權利向農民的開放，以包容、公平推動進城農民融入城市社會。農民的城市權利，包括進入城市的權利、居住在城市的權利、參與城市生活的權利、在城市積累財富的權利、平等參與和塑造城市的權利，以及在城市改變自己和家庭在城市的命運和提高在城市的質量的權利。

每個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都有一些由自身發展埋下的隱患。對中國而言，城鄉二元分割導致的農民權利問題，就是我們已有發展模式遺留的大問題。農民的城市權利是關系中國轉型和建立現代國家的重大權利安排。能否妥善解決好農民的入城平權問題，關系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和國家前途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