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會在中國的歷史命運：從大力提倡，到力求從簡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了《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這一《意見》中，國家政府部門一如既往地向廣大黨員干部發出了號召，呼吁黨員干部帶頭實行火葬和生態葬，推行文明祭掃。《意見》中最為引人注意的，便是“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黨員、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治喪機構，不召開追悼會。舉行遺體送別儀式的，要嚴格控制規模，力求節約簡樸”的有關規定。讀罷全文，不禁撫案而思：一度在中國歷史上被國家大力提倡的追悼會，因何在新的歷史時期卻面臨這樣一種命運？

盡管尚不清楚追悼會在近代是如何傳入中國的，但至少在二十世紀初，我們已能夠在《申報》等媒介中讀到關于追悼會的相關報道。追悼會在民國時期得到提倡和推廣，目的首先并不在移風易俗，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動員作用。革命先烈的行跡、英雄譜系的構建、民族精神的砥礪，是能通過追悼會來得到渲染和鼓動的。

為了明白這一點，有必要說一說追悼會的程序。盡管程序有著繁簡之分，但大體程式如下：“祭祀開始——全體肅立——奏哀樂——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與祭者全體就位——上香——獻花——恭讀祭文——行祭禮三鞠躬——主祭報告致祭意義——演講——奏哀樂——禮成。”

在這些程序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讀悼詞（祭文）。但高潮的部分，則分明在“演講”環節。逝者為了民族大義英勇犧牲的行跡與精神，在莊嚴肅穆的追悼場面的烘托下，以及種種鼓舞人心的解讀中，被給予高度的評價和贊揚。與此同時，救亡圖存、振興國家的一系列主旨命題和愛國熱情得到進一步渲染和強化。這一系列的行為，不僅塑造了為數眾多的革命先烈與民族英雄，同時也鼓動著在場人們的民族情感與救國使命。

若稍加細分的話，就會發現，民國時期追悼會的主體色彩，有黨派層面的，有社會層面的，也有國家層面的。從黨派的層面來看，追悼會首先為辛亥革命黨人所利用。徐錫麟、秋瑾等人英勇犧牲后，都曾被革命黨人通過追悼會的形式予以深切哀悼。從當時的報道來看，追悼人員之眾多、場面之宏大、群情之鼎沸，可謂一大盛況。此后的國民黨，也多次通過追悼會來塑造黨國的英烈與楷模。在社會層面，即使是激于國家民族危亡而自殺殉國者，也會被社會各界通過召開追悼會的方式予以哀悼，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動員效果。

作為一種新的、具有時代氣息的悼念儀式，追悼會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引入殯葬禮儀的改革之中。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先后制定了《國葬法》、公職人員新式葬禮和民間通行喪禮，對傳統的殯葬禮俗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無論是“有勛于國家者”的國葬，還是面向一般公職人員的公葬，追悼會都被列為核心內容。當然，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在推動殯葬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多限于大都市之中，在農村地區則取效甚微。追悼會在農村的推廣，一直要到新中國成立之后。

毛澤東身穿睡衣出現在陳毅的追悼會上。

談到共產黨人如何看待追悼會這一新型的喪葬儀式，可能均會不約而同地想到毛澤東主席在紀念張思德的追悼會上，所做的那段發言：

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后來，相關言論被整理編入《為人民服務》一文，產生了相當巨大的影響。偉大領袖的倡議，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最終成為全國性的行動與歷史事實。特別是1956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推動殯葬改革之后，追悼會成為移風易俗的重要手段。在“一提倡”（提倡火葬光榮）、“兩停止”（停止開設公墓、停止制作棺材和為土葬服務的行業）與“五代替”（用獻花圈代替燒紙擺供、用默哀代替跪拜、用黑紗白花代替披麻戴孝、用追悼會代替做道場、用火葬代替土葬）的政治動員下，強大的國家意志在社會上得到迅速推廣。

國家首腦、政要、社會名流的辭世，自然離不開追悼會的召開。杰出人物的功績，需要在追悼會上予以明確。不妨舉一個例子。熟悉中國當代史的國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幕，應當是毛澤東身著睡衣出現在陳毅的追悼會上。毛澤東的現身，對滿腹憂慮中的陳毅家人來說，釋放出的是偉大領袖“自家人”的政治認同，與此同時也代表著國家層面的歷史認定。同時，對外界也在釋放著一種政治訊息。若放到中國當代史上來看，毛澤東現身陳毅追悼會，本身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政治事件。

在城市之中，從1950年代開始，追悼會便不斷得到推廣。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神圣使命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私奉獻精神，成了新中國追悼會所構建和弘揚的主旨內容。顯然，這與民國時期已是截然有別。即使在鄉村，給老黨員或有名望的老年人召開追悼會也很常見。特別是在人民公社時期，開追悼會是較為普遍的。由于參加追悼會也算工分，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參加追悼會也有著一定的熱情。盡管并不如在城市那樣正規（比如，據老一輩人講，有婦女在開追悼會期間也不忘納鞋底），但追悼會的召開，卻也不失為農村政治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客觀地講，在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早期，包括追悼會在內的新式喪葬禮儀是被國家大力推行的，追悼會本身所彰顯的政治文化意涵也是很濃厚的。這種狀況，與特定時期獨特的政治氣候和社會氛圍是分不開的。在這一階段，追悼會在新中國承擔移風易俗的同時，還有著另外一番功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始了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平反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國家利用追悼會這一形式重新對逝者進行評價，逝者的功績和歷史定位重新被國家認可。在“文革”中蒙冤而逝的人們，通過召開追悼會的方式得到平反昭雪。

不過，追悼會的這一強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免帶來了諸多其他的東西。追悼會的規模、檔次以及主持追悼會的人員級別的高低，都將追悼會這一悼念形式，涂抹上了一層相當濃厚的等級色彩。一場追悼會從籌備到結束，不僅費時費力，還連帶著程度不同的公費花銷。而這，顯然與喪事簡辦的殯改原則是相違背的。更有甚者，還有部分黨員干部利用召開追悼會之機聚斂財物。

蘇州市檔案館藏有這樣的一份材料。1980年代初，當地一位林業局領導去世，林業局分別向有關單位去函，邀請對方派員參加追悼會。整個追悼會下來，僅動用車輛就達到一百三十多輛，前來參加追悼會的人員多達五六百人之眾，收到的花圈、挽聯數以百計。這場喪事的規模和花費之大，由此不難想象。也正是鑒于此，在1980年代初，蘇州市有關部門多次行文，要求追悼會嚴格控制規模，盡量從簡。更多的資料表明，這一行為，并不僅僅局限于個別地區。到了1990年代，一般黨員干部的追悼會更多的已被冠以“遺體告別儀式”之名，相關程序，也日益簡化。

追悼會在建國后從被大力推行到不被提倡，除了黨和國家的態度發生轉變外，其實還與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殯葬改革領域之所以能夠取得不俗的成績，其實也并不難解釋。殯葬改革的啟動與發展，與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結構所發生的巨大變動是緊密相聯的。“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在農村掀起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將城市和鄉村中的每一個人都納入各種大小“共同體”之中，人民的生、老、病、死不可避免地與單位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也正是這一轉變，使得國家在包括殯葬改革等方方面面的意志和精神得到迅速貫徹和深入展開。然而，到了1980年代，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單位社會”逐漸邁向終結，殯葬改革也開始面臨新的局面，追悼會式微也便順理成章。至少從農村的情形來看，隨著198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的逐漸解體，追悼會在農村也漸趨消失。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追悼會走向邊緣，恰恰表明了晚近以來國人從單位人向社會人轉型的時代印記，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大體現。換句話說，兩辦《意見》中關于黨員干部去世后不開追悼會的初衷，盡管出發點是為了進一步推動殯葬改革、建設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但與大的時代背景的轉型顯然也是非常契合的。

在二十一世紀初，兩辦《意見》的發布，似可視為官方對追悼會自上世紀末以來走向邊緣的公開表態。國家有關部門對黨員干部一般不召開追悼會的號召，無疑更加快了追悼會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走向邊緣的步伐。同時，追悼會的走向邊緣，也從側面體現著新時期中國殯葬改革的方向——更為節儉。其實，節儉辦喪的理念，在中國歷史上有著一定的內在邏輯可尋。從歷史上來看，傳統社會喪葬儀式繁雜冗長，確實應該予以革新。民國時期的改革，也是圍繞簡化相關禮儀而展開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葬”、“公祭”和面向民間的喪葬儀式，均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

如果從一種大歷史的眼光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殯葬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民國時期的延續。只不過，這一社會變革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是通過國家強力自上而下推動的。兩相比較，新中國成立后的喪葬禮儀日趨簡化。在“一切從簡”理念的指導下，至今甚至有些走過頭。現行的遺體告別儀式多少具有追悼會的形式和色彩，但程序實在過于簡單，有人曾將其總結為“三分鐘、三鞠躬、走一圈”。因程序簡單被認為不能盡哀，同時也缺乏教化內涵，從而遭致諸多詬病。

對普通的黨員干部來說，在逝世之后，究竟是否需要對其一生有個評價或者論定呢？對于這一問題，顯然也不應簡單回避了事。眾所周知，生命中有著濃厚歷史意識的中國人，最為看重的便是自己的生前身后名。追悼會的召開，意在總結個人的平生事業，塑造國家典范，傳播社會正能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上，追悼會恰如其分地扮演了一個非常好的角色，在相當程度上起著“蓋棺論定”的作用（盡管有的“論定”，最終并沒有成為“定論”）。作為一種對于個人的歷史功績和生命意義進行總結與展示的形式，追悼會依然不失其繼續存在的價值。至于追悼會本身所依附的諸多負面因素，其癥結可能并不在追悼會本身。或者，在追悼會之外，又有無必要構建一套新的、合乎時代的喪葬禮儀呢？

當然，伴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人們對包括身后事在內的各種個人事務的決定權越來越多，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客觀要求。若僅僅局限或拘泥于某一種悼念形式，只能走入極端。只要相關方式能夠起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目的，都是值得提倡的。新中國成立后，除了國家領導人和部分社會知名人士，公祭、國葬等祭祀悼念活動并不多見。不過，這種情形在近些年來也有了很大改觀。2014年，國家將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國家領導人親自參加公祭活動，便是從這一儀式本身所具有的強大的社會動員功能，以及有利于塑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角度出發的。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相關儀式不僅不能太簡單，反而要顯示出足夠的隆重。

2014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講話。

總之，追悼會在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中，曾經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影響了國人的生命觀念。不過，這一悼念方式，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在二十世紀末期社會經濟文化的急劇轉型中正在走向邊緣。與此相伴隨的，追悼會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動員作用，也在一并弱化。這說明，我國社會切實邁入了另外一種新的“常態”。不過，在這一“常態”中，又如何來除舊布新，顯然也格外值得深思。作為一種喪葬儀式，追悼會的價值依然不容忽視。在人們的價值觀念日益多元的當今社會，對于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主旋律來說，追悼會依然有著不可小覷的歷史價值與時代功能。至于如何以及能否利用好這一形式，那似乎已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至少，對如何構建一套新時期的喪葬禮儀制度來說，若對追悼會在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發展命運進行一番審視的話，便會發現，個中實是存有不少的歷史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