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諜不休︱北平解放前夜：保密局暗殺市長，特務頭子登機出逃

王蒲臣堅決肅奸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王蒲臣出任膠濟鐵路警務處處長，因為屆時戴笠要去北平，旋改派為軍統局駐平津總督察。此后，王蒲臣每月在北平和天津各住半個月，在一年內以總督察的名義，處理了不少案件。

被日本占領長達八年的北平，大漢奸不少，他們各自有車輛，甚至有各自的保鏢。肅奸委員要執行逮捕是很困難的，如果分散執行，又怕打草驚蛇，最后戴笠和王蒲臣決定邀請他們赴宴聚會，同時從南京分六架運輸機，空運一百二十名軍統武裝行動人員飛抵北平，參加行動。這些大漢奸明知是鴻門宴，也礙于情面不得不參加。

1945年12月5日，王揖唐、王克敏、齊燮元、周作人和殷汝耕等二十多位漢奸首要分子，在宴席中被軍統局一網打盡。對其余次等的漢奸則分別執行逮捕。這一速戰速決的逮捕漢奸的做法，贏得當時國內輿論的一片喝彩。

“五子登科”是國民黨戰后極為民眾詬病的，北平肅奸過程中也不例外。北平某漢奸被捕后，留下年輕貌美的一妻一妾在家。王蒲臣派出一位王姓的特務住在他家，予以監視。不料王特務貪圖美色，和其中日本籍的小妾有染，同時還昏頭昏腦地抗命不肯搬離小妾的家。最后王蒲臣殺一儆百，報請蔣介石后，予以就地槍決。據載，他還把軍統局沒收的總價值約七千億法幣的漢奸財產，包括玉器、珠寶和古玩等，移交給他的繼任站長徐宗堯。

1948年7月5日，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景中來信告訴王蒲臣，王蒲臣屬下的天津稽查站人員無故扣押一位名叫王福堂的人犯，以此敲詐，要王蒲臣去天津解決。王蒲臣去天津調查后，發現情況屬實。他嚴厲處分了當事人，馬上釋放了王福堂。

1950年的一天，王蒲臣的太太告訴王蒲臣，有位名字叫王福堂的天津年輕人也撤退到臺灣，千方百計要找到他。王福堂把上面的故事告訴了王蒲臣太太：“王先生或許已記不起此事，但我卻永遠不會忘記！”隨后王蒲臣和王福堂在臺灣，成為一對來往四十多年的忘年交密友，直到王福堂早于王蒲臣去世。

暗殺北平市市長何思源

1948年的北平，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傅作義經常召集北平各高校校長和院長開會。教育部、北平的國民黨黨部、保密局和中統的相關負責人也應邀出席，王蒲臣自然也在其中。

王蒲臣清楚地記得，他多次和胡適、傅斯年、朱經農等著名學者共同議事，這些先生談笑風生平易近人，“真不愧一代大儒”。王蒲臣回憶道，曾經有一位大學的負責人提出要傅作義派兵進校維持秩序，胡適竭力加以反對，認為不必操之過急。他表示如果這樣，會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最后傅作義接受了胡適的建議。

不過，不進校不等于不逮捕學生。從1948年8月19日開始，在國民黨教育部的配合下，王蒲臣指揮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務，分多次大規模逮捕北平進步學生！

1949年1月18日凌晨，兩顆定時炸彈在北平市原市長何思源家爆炸，當場造成一死五傷的慘案。

何思源曾任國民黨北平市市長，因同情學生運動而被免職。1948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包圍北京城，何思源力主和平解決，并為之積極活動。遠在南京的蔣介石得知傅作義、何思源等人與解放軍秘密談判的消息后，極為恐慌，他立即召見了保密局長毛人鳳，要求處置何思源。

1949年1月14日，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奉命趁夜秘密飛到北平，指揮暗殺何思源的行動。在保密局北平站設在東城弓弦胡同15號，葉翔之向王蒲臣傳達了毛人鳳的密令。

1月18日凌晨三點，王蒲臣派遣著名的飛賊特務段云鵬等來到錫拉胡同何思源住宅，四枚炸彈被分成兩堆安放在適當位置后，特務們離去。四點五十分定時炸彈爆炸。除了何思源小女兒被炸死，何家其余五人全部受傷， 最重的是何夫人何宜文，醫生從她頭部取出四塊彈片，由于神經受傷，她始終未愈。何思源本人因為送幾位客人，這才幸免于難。

天亮后，有著軍統局秘密特務身份的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楊清植和稽查處處長毛惕園等人趕到何家，假惺惺地以考察爆炸原因為名查看爆炸的結果，暗中卻將定時表的殘骸撿走，以防露出破綻。特務們還通過各條渠道在全市放出謠言，說什么“城外的解放軍向何思源家打了兩發炮彈”。事后王蒲臣馬上命令其秘書和段云鵬飛往南京到保密局匯報。

乘坐最后一架飛機逃出北平

1949年1月22日下午五點，傅作義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軍統在北平的各方面頭子開會，王蒲臣等出席。傅作義的講話很短：“今天上午十點，和平解放北平的協定已經簽字，希望你們的行動立即停止。關于今后你們的生命財產，可以負責保證安全。你們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負責要飛機把你們送走。”這時，王蒲臣把擬定的北平特務名單交給了傅作義的秘書。

這是保密局北平站末代站長徐宗堯親眼目睹的場景，他在回憶錄中把這個場景寫得清清楚楚。不過他絕對不知道，就在前一天下午，王蒲臣已經和傅作義秘密見面，達成了這一秘密協議。當時王蒲臣就試探傅作義是否會把他交給共產黨。對此傅作義拍著胸脯說：“你認為我是這種人嗎？我傅某是不會出賣朋友的。”

1月23日早晨，傅作義的副官給王蒲臣電話，要他馬上去機場，說如果此時不去，傅作義以后再也不能保證他的安全了。王蒲臣馬上拿了一個公文包，從住所的后門，坐上事先準備好的另外一輛汽車，直奔機場。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前門不遠處，有人正時時刻刻盯著他的行蹤。據說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曾經到處找王蒲臣，因為他的汽車還留在大門口，由此推測他還在北平。

在北平機場，機場服務人員說，這次飛機只有王蒲臣一人能搭乘。王蒲臣堅持說還有幾位保密局的同事必須和他一起走，否則無法向上級交代。幾經交涉，機場最后同意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楊清植、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毛惕園、北平市警察局稽查隊隊長李連福、天津警察總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陳仙洲和北平電臺臺長劉振翮等七人登機。這些人都是北平各方面“著名”的特務頭子，如果留在北平，其結局可以想象。當天他們飛抵青島。據載，這是北平南飛的最后一架飛機，隨后北平機場就由中共控制了。

其實就在1949年1月19日，王蒲臣已經按照毛人鳳的指示，將保密局北平站站長的職務移交徐宗堯，但是依舊擔任保密局駐北平的總督察一職，成為軍統在北平的“欽差大臣”。雖然他轉任青島站站長，但直到1949年5月搭乘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登陸艇離開青島期間，仍然秘密主持和指揮整個華北地區的情報工作。晚年的王蒲臣回憶，在北平三年期間，因為工作忙碌，連長城也沒有去過，成為終身的遺憾。

應該就是在這段時間中，王蒲臣進行了大規模的軍統特務潛伏北平和天津等地的安排，構成了上述四百多頁文件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