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大棋局｜基輔戰役敗局已定，斯大林堅守錯了嗎？

基輔戰役被稱為戰爭史上規模空前的圍殲戰，此役共造成蘇軍損失70萬人及大量技術兵器，西南方面軍司令員、政委及參謀長皆在突圍過程中犧牲。

1941年7月初，德軍在取得邊境地區戰斗勝利后發起基輔戰役，目標是圍殲蘇軍當時最大的重兵集團——西南方面軍，奪取具有重大戰爭經濟價值的烏克蘭，取得進攻高加索油田的前進基地，徹底消除蘇聯空軍對羅馬尼亞油田的威脅。

7月下旬，面對德軍即將完成對西南方面軍合圍之勢，蘇軍總參謀長朱可夫建議斯大林中止戰役，放棄基輔，將部隊撤往第聶伯河對岸，但遭拒絕。9月底，基輔戰役結束，蘇軍戰敗。德軍奪取了號稱蘇聯糧倉的烏克蘭及盛產煤炭及鐵礦的頓涅茨盆地。西南方面軍覆滅，蘇軍南方戰線崩潰，為德軍發起奪取莫斯科的戰役創造了條件。

單純從軍事角度，斯大林面對戰場形勢逆轉，強令堅守基輔，他對于西南方面軍的毀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聯系當時正如火如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及波譎云詭的全球戰略格局，斯大林要想做出放棄基輔的決策遠非想象那么簡單。站在斯大林的視角，要打敗德國，除了要爭取當時仍置身戰爭之外的美國承擔起援助蘇聯的義務，還必須阻止德國的盟友日本在東線可能發起的進攻。

日本蓄勢待發

1941年6月22日，德國大舉入侵蘇聯。在1941年7月2日舉行的有日本內閣和最高統帥部成員參加的御前會議上，通過了以下對蘇政策方針：“我們對蘇德戰爭的態度應遵循（德意日）三國條約的精神。不過，我們目前尚不準備介入這場沖突。我們將奉行獨立自主的立場，秘密加強對蘇作戰準備。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采取預防措施，進行外交談判。如果蘇德戰爭向著有利于帝國的方向轉變，我們將訴諸武力，解決北方問題，確保北部邊界的安全。”可見，日本政府準備根據蘇德戰爭形勢的變化，在有利條件下發動對蘇戰爭。

7月7日，日本出動70萬兵力和600架戰機，發起了空前規模的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日軍進入對蘇戰爭準備。

蘇軍情報員佐爾格在7月30日發給總部的電報中說：“日本可能于8月下半月發動戰爭，但前提是紅軍被德軍打敗，遠東地區的防御能力被削弱。這是近衛首相一派的主張。”

就日本而言，對蘇聯作戰的關鍵問題是時間。考慮氣候因素，日軍不可能在冬季針對高寒的蘇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蘇軍如果在7月下旬放棄基輔，暴露敗象，很可能刺激日軍北進。只要拖過8月，沒有做好冬季作戰準備的日軍就只能把入侵蘇聯的軍事計劃推遲到來年了。

7月2日和4日，日本駐柏林及莫斯科大使分別致電東京，大島浩及建川美次皆認為蘇聯敗局已定。然而，根據日軍參謀本部得到的情報，遠東蘇軍并未出現大規模西移的跡象。對于北進還是南進，日本政府及軍部舉棋不定，爭論相持不下。由于蘇軍的頑強抵抗，蘇德戰場德軍進攻速度明顯放緩，戰爭似乎進入了膠著狀態。

隨著夏臨近結束，8月9日，日軍參謀本部做出決斷：“無論蘇德戰場如何演變，取消在1941年內解決北方問題的計劃，專心致力于解決南方問題的方針。”日軍決定終止實施關東軍特別大演習。

9月6日，日本東京御前會議最終決定，“鑒于日本不可能于2月前在北方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我們必須利用這段時間在南方采取行動。”

日本政府及軍部最終決定，繼續目前對蘇聯的中立政策，同時加緊實施以奪取東南亞地區為目標的對美英戰爭準備。

12月7日，日軍突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此，東線來自日本的安全威脅基本解除，蘇軍得以傾全力投入對德國的戰爭。

爭取美國經援

蘇德戰爭爆發當日，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廣播演說：“德國攻俄，只不過是進攻英國的前奏”，“俄國的危難就是我們的危難，也是美國的危難。” 6月2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歐戰停止之日，即希特勒進攻美洲之時。”“在可能的范圍內將盡力給予俄國一切援助。”

然而，蘇德戰爭初期，美國援助蘇聯并不積極。在美國決策層中有一種普遍擔心，蘇軍只能支撐1至3個月。如果蘇聯戰敗，援蘇物質有可能落入德國手中，援助蘇聯不可能起到任何有意義的效果。

7月27日至8月1日，為了了解蘇德戰場的實際情況，以及蘇聯政府的抵抗意志，霍普金斯以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身份赴蘇聯，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舉行了一系列會談。根據霍普金斯掌握的信息，斯大林本人及蘇聯政府有信心、有決心將同德國的戰爭繼續下去。蘇聯如果與德國單打獨斗的話，至少堅持到1942年。

8月2日，美國政府決定給予蘇聯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對于美國政府大規模援助蘇聯的決策，“霍普金斯這次訪問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強調也不為過份。”不難設想，如果斯大林在7月下旬終止基輔戰役，放棄基輔，霍普金斯訪問蘇聯或許就難以成行了。

總體而言，現在已經無從知曉斯大林拒絕適時終止基輔戰役的真實理由。造成這一慘痛軍事災難的原因，可能遠比外界能夠想象的復雜。除了軍事上的誤判，斯大林身為戰時統帥，其重大軍事決策還受到當時全球戰略態勢的嚴格制約，而不可能單純從軍事角度考量。因此，只有將基輔戰役置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宏大場景之中，方才有助于探究當年決策的成敗得失。簡單地將其貼上“錯誤”或“正確”的標簽，無助于深化對復雜歷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