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為何在菲律賓政治中“緊張中立”？

        可能除了泰國之外，菲律賓是華人與當地社會融合得最好的國家，這也使得華人成為維系中菲關系的一條重要的紐帶。其中最關鍵的或許是華人在菲律賓經濟領域中的突出地位，據說華人以1%多的人口，控制了超過了60%的菲律賓經濟（筆者尚未發現有關方面——無論是菲律賓政府還是華人社區——對華人數量以及相關經濟數據的精確統計，此為綜合各種訊息來源的估計）。在《福布斯》雜志2015年選出的11名菲律賓億萬富翁中，有9人是華人。菲律賓的制造業本不發達，經濟以服務業為主，而華人在流通、地產、通訊、銀行、飲食、航空等領域占據重要甚至是主導地位，對菲律賓的經濟至關重要。

        

        突出的經濟地位并沒有直接反映到政治領域當中。和其他國家的華人一樣，華人仍然很少直接參與當地政治。那些被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具有華人血統的總統（如前總統阿基諾夫人、阿羅約等）事實上完全菲律賓化了，像他們這樣多少擁有一點華人血統的人或許占到了菲律賓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但真正意義的、占全國人口1%多的華人，僅僅指那些至少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華人血統（即父或母一方為純粹華人），并且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確認自己華人屬性的人。對于這部分華人而言，也正是由于依然堅持的中華秉性，對于政治一貫低調，但又通過與政客的密切聯系而保持了自己的影響力。筆者聽到這樣一種普遍的說法，在每一個菲律賓政客的后面，往往都有一個甚至幾個華商。

        利用這種特殊關系，華商努力在經營和保護著華社的利益，當然也包括自己家族的利益。而這一點也正是中菲關系可以借重的地方，因為華人是中菲關系中天然的促和派，不愿意中菲關系橫生波瀾。

        在阿羅約時期，中菲關系之所以一度達到黃金時期，并且在南海合作方面有所進展，也不能不部分歸功于這種紐帶的作用。極具影響力的華商、菲律賓華商聯總會理事長蔡聰妙是其密友，據說許多友華政策（如把中國人從“受限制外僑”名單拿掉等）都是其推動的結果。一旦中菲關系中出現一些小麻煩（如有中國工人因非法務工被扣押），甚至有時中國大使館還要通過他們去與菲律賓相關部門溝通。

        應該承認，華人紐帶是中菲關系中的一筆寶貴財富，這是其他國家在與菲律賓打交道時所沒有的，中方當然要大力維護并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華人在中菲關系中的局限性，把更多的外交精力放到與菲律賓其他層面打交道上來。

        在筆者看，華人紐帶的局限性在于一些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要看到華人首先是政治上的菲律賓人，其次才是文化上的華人。盡管由于血脈相同，文化相通，對于中國可能有一種天然的好感。許多華商到中國也有投資，故也多希望中菲關系間的穩定，甚至有進一步的緊密的聯系。但是，盡管中國是其祖籍國，華人在國籍上、政治認同上是——而且也應該是——菲律賓人。特別是要看到一個歷史背景是，許多東南亞國家都對華人的政治認同抱有疑慮，華人在這方面更加謹慎小心。筆者曾去菲華歷史博物館參觀，里面的資料就一再強調一個信息：我是菲律賓人。這種處境可能導致一種情況：那就是在中菲關系出現沖突的時刻，華人除了做一些間接促和工作以外，可能不愿、也很難去表態。正如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代帆所指出的那樣，中菲在黃巖島問題上發生沖突以來，菲律賓華人非常緊張，擔心菲律賓政府會要求他們做出表態。這就好比妻子和母親吵架，兩邊“都得罪不起”。所以，每當中菲兩國發生沖突時，他們只能選擇“緊張地中立”。（南方周末：《菲律賓華商在中國》，2012年5月21日）

        

        這種情況決定了華人即使在中菲發揮作用，也往往要避開敏感領域。例如，現總統阿基諾三世就任命過兩名華商先后擔任過中國事務特使，一是菲華商聯總會名譽理事長李永年（2012年5月任命），二是上好佳董事長施恭旗（2012年8月任命）。但根據菲律賓總統府的說法，中國事務特使任務是促進菲中友誼和貿易往來，促使各行業的中國商人到菲律賓投資興業，以及為菲律賓產品打開中國市場和吸引中國游客來菲旅游。顯然，菲律賓政府只是想利用華商的地位去實現經濟目標，而并未讓他們介入政治安全等敏感議題。事實上，李永年一度曾被考慮任命為駐華大使，但在國會反對、黃巖島爭端爆發的背景下，阿基諾三世撤回了提名。

        其次，正如前面所說的那樣，菲律賓政治經濟社會中存在菲人政治、華人經濟兩相結合的結構。但這既是華人發揮作用的捷徑，亦是其軟肋。因為對華人來講，這種地位從根本上來講還是依附性的。根據華人媒體人士黃棟星以及一些其他華人的說法，菲律賓對華人在政治上還是有警惕。雖然外省可能有不少華人出任省長、市長，但在國家政府層面華人要出頭很難。這種情況決定了華人的發言權終究有限，作用大小取決于菲律賓政客的意愿。而且，從某種程度上看，這種政商結構也是菲律賓政治中腐敗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和表現，很容易成為媒體與輿論指責、批評的目標。一旦中間出現什么丑聞，華商就難免不被卷入甚至可能被當作替罪羊。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點是，菲律賓是亞洲最為西化的國家，全盤采納了西方制度。雖然存在腐敗層出不窮、諸多政治家族掌控權力等負面現象，但從根本上講，這個國家的政治與政策還是取決于選票。中國要做好菲律賓的工作，最重要的還是要和菲律賓主流社會打交道。這里的主流社會不只是政府部門、媒體、學者，還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黨派、非政府組織（NGO）甚至是基層社區等。如何接觸、影響他們進而通過他們去影響菲律賓政府的外交政策，才是中國最需要做的深層次工作。

        特別是在當前兩國政治、外交關系困難的時刻，致力于加強社會、人員之間的交流，還可能為中菲關系另辟天地，達到迂回外交的效果。但中國外交傳統上習慣與“官”打交道，不善于與“民”打交道，如何建立與基層社會互動的管道，并使之產生最大的社會影響，還是一個需要探究的任務。

        這方面可能美國與日本還走在我們前面。盡管美國與菲律賓本有著特殊的關系，但還是致力于加強與菲律賓基層社區的互動，并且注意在一些關鍵事件上博得菲律賓民眾的好感。筆者在大馬尼拉的一個很深感受就是市區的帕西格（Pasig River）河骯臟不堪，臭不可聞，但由于政府低效和資金缺乏，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治理。2015年4月，美國駐菲律賓大使菲利普·戈德伯格（Philip Goldberg）特意參加了一個在帕西格河打撈垃圾的環保行動。雖然只是一個姿態，但無疑很能博得民眾好感。日本作為給予菲律賓援助最多的國家，其資金不僅投向機場、地鐵這些大項目，也特別注意通過一個個小額的援助給予基層社區，從而能夠讓普通老百姓對日本形象有更加切實直接的感受。

        

        所以，要做到這些，最需要的還不是砸金錢和秀實力，而是在于認識上、心態上的轉變，愿意放下身段去深入接觸菲律賓社會，肯從長遠著眼，下更多的細致工夫。另外，還需要于國內政策上的總體支持，如我們戰略上對于菲律賓還不夠重視，大使館人力資源相對有限。另外，我們對于如何與國外NGO打交道也缺乏相應的經驗，甚至是抱有一種天然的疏離感

        最后，菲律賓華人社會作為一種強有力存在的現實，以及文化上、語言上的聯系，可能也誘發了中國人心中自然而然的更多親近感，甚至是依賴感，從而忽視了其他紐帶的培育。所以，在中菲關系中華人紐帶確實重要，但當前對菲工作的關鍵可能是要致力于建立更多的紐帶，通過全方位的交流去認識菲律賓、影響菲律賓。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