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名國際友人長期居住中國，為黨的地下工作者提供大量幫助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華東聯絡處將于6月26日舉行“路易·艾黎在上海與中國共產黨的故事”紀念活動。

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是國內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國際性民間組織和合作社民間促進組織之一。1939年為支援中國人民抗日，由宋慶齡與國際友人發起，在香港成立。1952年停止工作，1987年恢復活動，主要從事合作社教育、扶貧、婦女培訓、國際合作等公益事業。

抗戰期間，工合國際從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等國籌集到國際捐款和捐贈物資價值上千萬美元，為支援抗戰和工合運動作出重要貢獻，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葉挺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高度贊揚。

路易·艾黎是工合國際的創始人，也是中國人民熟知的一位國際友人。他于1927年4月21日來到中國，此后長期居住中國，為黨的地下工作者提供了大量幫助。

路易·艾黎  本文圖均為 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華東聯絡處供圖

為美國記者斯諾赴延安傳遞信息

路易·艾黎（RewiAlley）是新西蘭人，于1927年4月21日來到中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奮斗了整整60年。

來到中國后，當時的艾黎在愚園路的住所成為黨的地下工作者碰頭地點和避難所，艾黎和同住的英國共產黨員甘普霖（Alec Camplin）為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幫助。他們住所底層設有一間小工房，為組織修理手槍之類的武器。他們又在家設置了秘密電臺，與國內一些地方共產黨保持聯絡，發報機就裝在頂樓。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于1928年來到中國，對當時的中國情況寫了大量的通訊報道。時任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新聞系教授兩年間，斯諾努力學習中文，結識了宋慶齡、魯迅等愛國革命人士，也與一些中共地下黨員有了接觸。

斯諾來到中國的幾年里，耳聞許多關于“紅色中國”的說法，心中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是否真的如“南京政府”所說的是“流寇”？既然是“流寇”，為什么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參加紅軍呢？

隨著這個疑問的加深，他萌生了一個想法：到延安這塊神秘之地走一趟，把那里的真實情況揭示出來并公布于世，讓人們了解那里的真實情況。

然而要去“那里”進行實地采訪，在當時的環境下又談何容易。從道路到通訊，各方面都被國民黨政府所控制包圍著。于是，斯諾決定于1936年4月赴上海向宋慶齡求助。

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斯諾認識了在上海幫助地下黨進行革命事業的路易·艾黎。兩位國際友人對于中國革命事業的理念不謀而合，艾黎即為斯諾提供了自己住處的秘密電臺，把斯諾的想法通過秘密電臺傳達給陜北。

收到電文后，毛澤東作出決定，同意斯諾訪問延安及對外界如實報道這里的情況，并委托宋慶齡同時找一位高明的外國醫生同來陜北，以提高根據地的醫療水平。由此便開啟了斯諾記者生涯的“紅色中國”之行。

此后，斯諾見到毛主席，了解到了真實的紅色革命情況，并寫出了令世界震驚的名著《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它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讓歐美國家了解到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極大改善了中國在歐美世界中的印象。可以說，艾黎設立的秘密電臺幫助打通了一條讓世界認識、了解中國紅色革命的通道。

1966年，毛澤東主席在一次集體會見儀式上與路易·艾黎握手交談。

幫助紅軍將領劉鼎，與張學良取得聯系

劉鼎是我國軍工事業的奠基者，擔任過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陜甘寧軍工局副局長等職務。20世紀30年代，他曾在上海特科工作。后奉命到西安直接負責東北軍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工作。西安事變后成為中共代表團的“大管家”，是在隱蔽戰線立下了功勛的統戰功臣。

艾黎在上海愚園路的家和宋慶齡的寓所，常被用作中共地下黨員、革命人士的庇護所。劉鼎在艾黎家和宋慶齡寓所暫住的經歷，間接促成了中共與張學良東北軍的聯系。

1935年的一天晚上，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帶著一個人，她介紹說是查爾斯，“他將在你們這暫住一段時間”，于是查爾斯成了艾黎家的一員，后來艾黎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劉鼎。

當時劉鼎剛從國民黨俘虜營逃出，處境窘迫，暫居艾黎家的這段時間給了他更好的休整時機，同時也暗中進行革命活動。那段時間，艾黎還在消防處工作，配有公務車，這給了劉鼎等中共地下黨和革命人士很好的掩護，發送支持統一國共抗日戰線的材料和運送傷病的革命人士。

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后，國民政府和上海租界到處搜捕革命者，風聲吃緊。路易·艾黎擔心家里來往客人多，劉鼎會引起注意，就將他送到宋慶齡在法租界的住處。在此期間，劉鼎同宋慶齡有過幾次交談，涉及他留學和在上海工作的經歷和感受，給宋慶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來，劉鼎是個有學識且經過歷練的共產黨人，為后來推薦到張學良東北軍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機。

1936年3月初，史沫特萊受宋慶齡委托到路易·艾黎家找劉鼎，告訴他有位朋友約其在法租界內一家咖啡館見面，有要事商談。這位朋友不是別人，竟是董健吾。

原來1935年底，張學良到上海會見舊部，表示愿在西北與共產黨聯合抗日，托舊部找到董健吾，并將消息告訴了宋慶齡，宋慶齡就推薦了劉鼎作為共產黨到西安與張學良會面共商抗日救國大計。

在艾黎的安排幫助下，劉鼎見到了董健吾，一開始劉鼎心生疑慮，自己才剛剛從國民黨俘虜營逃出來，又要去拋頭露面，這不是往槍口上撞嗎？后經過仔細研究國際形勢、東北軍、紅軍在陜北的消息及張學良為人處世的特點后，決定接受邀請，路易·艾黎還去南京路給劉鼎置辦了一身體面的行頭。

劉鼎后來赴陜與張學良會面，兩人同吃同住12天，傾談不已，交談內容不僅涉及國家前途、抗日策略、軍隊建設，還有歐美、蘇聯的情況以及西安的腐敗和東北軍的內幕。劉鼎詳細介紹了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政權組織及社會、經濟、法律等方面的情況。

洛川會談，加深了張學良對中共和紅軍的了解，思想逐漸發生轉變，了解了紅軍、中共的抗日決心，堅定了聯共抗日的信心和決心。這為后來與周恩來的膚施（今延安）會談、接受中共團結抗日的主張奠定了基礎，為“西安事變”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