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羊之年｜1907年：清末海外“立憲派”怎樣和平請愿？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羊年，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正陷入嚴重的統治危機中。就在前一年，清廷迫于輿論壓力，終于決定效法日本，立憲救國，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頒布“預備仿行憲政”的諭旨，各地紛紛隨之建立立憲團體，海外的立憲派也積極響應。

        

從“保皇會”到“帝國憲政會”

        1907年3月23日，戊戌變法后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偕女兒康同璧從歐洲奔赴紐約主持會員大會，正式將其改組為“帝國憲政會”。會后，“帝國憲政會”、“中華帝國憲政會”等名稱就成為康有為等人新的身份標識。

        那么，此前以“保救大清光緒皇帝”為目的的保皇會為何要改名為“帝國憲政會”？

        康有為于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創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亦稱“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國保皇會”，簡稱“保皇會”。1906年10月10日，在得知清廷“預備立憲”之后，康有為先是計劃改組“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并在紐約《中國維新報》上發表《布告百七十余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行慶典告藏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

        在布告中，康氏認為保皇任務已經完成，今后應該追求憲政，“適當明詔舉行憲政，國民宜預備講求，故今改保皇會名為國民憲政會，亦稱為國民憲政黨，以講求憲法”。康有為最終接受梁啟超、熊希齡等人的改組方案，放棄了原先在《中國維新報》上刊登的改組計劃。

        從“保皇會”到“帝國憲政會”，組織名稱的變化也折射出彼時國內的政治氣氛和大勢所趨。

        

熊范輿與憲政講習會

        就在康有為改組保皇會的同時，梁啟超、蔣智由、徐佛蘇等人也于1907年10月17日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以配合清政府“預備立憲”，試圖以相對隱蔽、安全的方式推動國內憲政運動。

        然而由于梁啟超的個人聲望，今人對政聞社關注頗多，其實當年在日本還有另外一個立憲組織，即楊度組織的憲政講習會。梁啟超與楊度在日本時過從甚密，尤其清廷的預備仿行立憲上諭發布后，他們也都認為應該拋棄保皇黨的舊組織，發起成立新的政黨，所以開始準備共同組黨。

        1907年1月，楊度和當時在日本留學的熊范輿創辦《中國新報》，2月9日又與方表、陸鴻逵等人在東京組織“政俗調查會”，楊度擔任會長。結果楊度和梁啟超兩人在組織政黨方面分歧漸多，最終決定分道揚鑣。

        

        到了6月，楊度與熊范輿等人發起的憲政講習會正式成立。該會在籌備期間，曾醞釀推選沈鈞儒做會長，但正式成立時，由會員公選熊范輿擔任會長，楊度為幕后主持。

        熊范輿（1878-1920），本名繼先，字承之，號鐵巖，貴州省貴陽縣人。在清末留學日本的大潮中，他先后就讀于東京法政大學與早稻田大學，研習法政，與楊度、沈鈞儒等同仁辦報紙、倡立憲。

        1907年在熊范輿的生命軌跡中有著非同尋常之意義，因為就在當年9月，他由東京返回北京，與雷光宇、沈鈞儒、恒鈞四人領銜，并有百余人聯署，9月25日向都察院呈遞了《民選議院請愿書》，開國會請愿運動之先聲。

開風氣的《民選議院請愿書》

        《民選議院請愿書》開篇就提出了開設民選議院的緊迫性：

        “國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獨裁，孤立者國必亡，獨裁者民必亂。東西列國，往跡昭然，治亂興亡，罔不由此。今地球之上，以大國計者十數，雖國體互異，歷史各殊，然無不設立民選議院者。豈必其政府之不欲專制歟？良以世局日新，國家生存之競爭益歸激烈，非上下同負責任，則國力不厚，無以御外侮而圖自存；非人民參預政權，則國本不立，無以靖內狂而孚輿望。此近世以來代議制度所以競行于各國也。”

        接下來，除了論及開設民選議院的諸多好處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份請愿書還對當時一些反對開議院之聲進行了駁斥。

        譬如，有人說“憲法尚未頒布，議會不能先開”，《請愿書》就解釋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但其“運用之妙”與“保障之法”則全靠議會。中國所面臨的局勢太過急迫，不能像日本那樣按部就班地先頒憲法再開議會。

        針對有人認為中國人素質不高的問題，《請愿書》指出，這不但不是“不可設民選議院之原因，實為不可不開設民選議院之原因也”。國會一開，人民的政治素養自然會漸漸提高。

        又有人說，“地方自治尚未舉行，國民教育尚未普及，一旦開設民選議院，未免全無預備”。《請愿書》對此回應道，議會是立法機關，更是“整理行政之根本”，“根本既立，枝葉自茂”；借整理庶政以阻撓開設民選議院，則是“本末倒置、緩急不分”。

        為了照顧所謂的“君臣之義”，《請愿書》還指出，開設議院并不會使君主“至尊之威嚴”受到冒瀆，因為“責任負諸大臣，彈劾止于政府”，因而立憲國的君主，其“安富尊榮”更甚于專制國的君主。《請愿書》最后懇求清廷速頒詔旨，“發布選舉制度，確定召集期間，于一、二年即行開設民選議院”。

        遺憾的是，對于這份《請愿書》，清廷絲毫不予理會。但它被《中國新報》、《大同報》、《廣益從報》等刊物全文刊載，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雖然《請愿書》未獲得清廷回應，憲政講習會卻展開了更多的行動。1907年12月初，已返回湖南的楊度聯絡譚延闿等人，成立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1908年1月，憲政講習會改名為憲政公會，湖南支部則改稱湖南憲政公會。隨后，楊度起草了《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愿書》，由王闿運改定，各界代表、青年學生共4000多人簽名，掀起更加洶涌的立憲運動。

        憲政講習會（憲政公會）組織的這兩次請愿，特別是熊范輿領銜的第一次請愿，開啟了后來轟轟烈烈的全國性國會請愿運動，自然功不可沒。當時《申報》就對此評論說：“熊（范輿）、雷（光宇）兩人登高一呼，全國震動，論其功用，幾與日本政黨之副島種臣、板垣退助實相伯仲。”

        

立憲運動之外的革命黨人

        然而同樣是在這一年，與立憲運動雨后春筍般的形勢相比，革命黨人的日子可謂風雨如晦。

        1907年3月，清政府與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孫中山，因此孫中山被迫離日，但因東京股票商人鈴木久五郎贈送的經費分配問題而與章太炎發生糾紛，同盟會內部逐漸分裂；

        1907年5月，孫中山委派許雪秋和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等人發動的潮州黃岡起義以失敗告終；

        7月6日，紹興人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率領學生軍起義，攻占軍械所，激戰四小時，失敗被捕，次日就義；

        7月14日，與徐錫麟同為光復會成員的女杰秋瑾在得知徐起義失敗的消息后，依然留守紹興大通學堂，最終不敵清軍，次日遇害……

        

        僅從這一年看，在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賽跑中，機遇似乎更多地偏向于立憲派，然而4年之后，歷史的車輪便轟然倒轉。

參考資料：

        侯宜杰：《20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李恭忠、黃云龍：《末科進士與世紀風云：熊范輿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