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煩惱：怎樣學好英語

康有為的英語水平：自學能聽說，讀寫有障礙

        康有為對外國事物向來懷有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早年他就愛看歐美傳教士辦的報刊，維新變法運動期間也數次上書建議派人游學和開館譯書，但不見康本人有學外語的舉動。流亡海外的頭三四年，他主要隱居于印度和新加坡，雇一“叻人”（新加坡人）作隨身翻譯。據報道，“叻人”在長相、口語流利程度上都與英國人無別。但不見有康氏學外語的任何記載。

        他自習英語應始于踏上歐洲大地的1904年，隨身翻譯先后有其女康同璧、準女婿羅昌以及親信周國賢、林兆生等。想必是日常交際的需要刺激了康的求知欲，況且還能私下里向女兒求正。1904年7、8月份在英國游覽之際，康有為似乎已初具口語應對能力，自述曾不帶翻譯外出，在倫敦街頭“獨游，亦以試吾英語之能否通行也”，對自己的外語能力不乏自信。年末在德國境內漫游時，康氏還感嘆書店里英文書太少，并“購《德英會話》一冊”，似乎打算兼通德語。

        當時陪他一同游歐的二夫人梁隨覺，也受他影響而“好言之”，常喜歡操習幾句英語。康有為曾責備她不懂得區分like和love之義：“華文之‘愛’字無施不可，而英文之like與love有分。彼言吾愛某某，多用‘羅父’（按即love）字，而不知此字不能妄施也，此字只施之夫婦狎昵者。”康有為娶的四太太何旃理比他女兒還年輕，令他郁悶的是，康同璧有時會拿此事開玩笑，把何說成是姐妹。她在向西人介紹父親的“次姬”、“何姬”時，“一曰媽打（按即mother），一曰媽擇詩士打(按即sister)；此為璧之妄，西人誤聽，遂日與何言，謂吾為父。若然，不幾以女為妾乎！”這也間接表明康氏的英語聽力還是不錯的。

        具備聽說能力是一回事，能否“讀旁行書”則是另回事，用晚清時的說法，這是通事與文案之別。康有為撰寫的歐洲列國游記中，有不少歷史沿革和統計數據的內容，此非由目擊耳食得來，需要閱讀相關文獻。康氏能否直接閱讀和編譯西文原著，也是估量其游記價值的一項依據。雖說他曾自詡譯過英文《古蘭經》若干篇，還計劃翻譯一批奧匈帝國的史料，但我們同樣依據其本人表述，可以判斷他尚未具備讀英文著作的能力。

        1906年9月，他在德國柏林寫信給大女婿麥仲華，抱怨遠游無書可讀，若能通西文，“何事在此讀《通鑒》”；他贊揚達爾文、赫胥黎發明的新學新理，同時又自夸“鄙人二十余年未讀一字西書”，而所見與之“暗合”。他在海外期間所讀的書刊，多由廣智書局和梁啟超從日本或香港郵寄。所以在康有為的信中常出現索書令，如“凡新譯書必寄一冊來我”（致何天柱），“吾頃在此杜門編歐洲游記，汝處有歐洲之各國書，望即寄來，日耳曼史、英德法各國史皆要”（致譚良），“望寄新出各日本書，各種學問之至精要者，可以一箱來”（致梁啟超）。

        康有為的英語水平還沒到半通的程度，卻愛發顧名思義的議論，而有些見解還不無奇中之效。他在《荷蘭游記》中以英語官名“加份拿”（按即Governor）中譯為例，批評“今中國譯者多不通內外官爵制度，凡外國微末者，輒以中國大官之號譯之，久則人視為合宜，于是外國微員末秩亦若中國大僚，而中國大僚譯為外國末秩，令彼族有見輕之心，令吾國大僚有失體之辱”。“加份拿”官位只相當于中國的知府或日本的縣知事，譯成“督撫”極不合宜。他認為恰當的對譯是：總督對應“歪斯來”（按即Viceroy），巡撫對應“加份拿氈那路”（按即Governor general）。中國歷史上官制譯名向來是一棘手的問題，康氏所言至今不失其借鑒意義。

        又如“編士”之號（按即Prince），今譯作“親王”已成慣例，原本是日語借詞，康有為認為，“編士者，歐洲王親之通稱。今日本譯編士之義為親王，似是而不同也。”因為它過去是“有土之君之號”，如英國王太子世為威爾士親王，相當于春秋戰國時的諸侯國君。“然今編士亦為虛爵”，遠不如往昔地位尊貴，像日本那樣凡皇族不論親疏皆封親王，是名實不相符的做法。所以他提議凡有外國編士來游中國，只應以“王親”之名稱呼，“則不至誤以至尊之親王之禮待之”。

        自遠離歐美，不再置身異國語言環境之中，康有為自習英語的熱情也很快褪去，似乎學習動力只來自客觀環境的刺激，這與他念念不忘的“皇上”學英語情形相類似。給光緒上英語課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等絕無膽量糾錯，使得皇帝自信心高漲，主動要向歐美公使用英語演說新年賀辭，不料遭遇冷落，才知道自己英語太蹩腳，遂失去學習熱情而代之以懈怠。     

康有為的“鳥語”理論：英音似呆鵝，法音最清脆

        就康有為而言，還應看到他對英語一向持有的輕視心理，不肯給予它與中文同等的地位。所以有華僑向他表示“當今英文盛行，他日必從英文為一家”的觀點時，當即被他斷然否定，他認為英國雖已經歷近百年的發展，仍無法在本國內實現語言一統，威爾士、愛爾蘭、蘇格蘭每百人中仍有二十五人不通英語。而中文最稱簡易，語言之異只在音轉，文字相同，容易在短期內做到全國語言統一。

        “中國變法后，民智日新，則自能以中國文字而明新理，不必依傍歐人。兵力所至，文學力所至，即文字所至，斷無學用英文之理。”而在未來的大同世界里，自有“公共至通至易之新文字”，更無英語存在的余地。康有為對英語的貶詞，也有歐人影響的成分在內，他曾引述西班牙國王對歐洲語言的描寫：“班音似神，法音似人，德音似馬，英音似鵝，意音似鬼。”他用這段話來證明歐人本身也瞧不起英語，法國人也曾形容英人說話像鵝叫，而鵝在歐洲是出了名的“呆鳥”。康氏進而煞有介事地糾正班王的描述，說是“班音不如法音之清脆為上”。法語之清脆惟有天上的鳥鳴可以作比喻，他構想未來大同世界中新制的通行語，也得像鳥叫那樣輕清圓轉，“夫獸近地故音濁，禽近空故音清；今近赤道之人音濁近獸，近冰海之人音清轉如鳥。故制音者當取法于四五十度也”。

        事實上，晚清以后流行稱西洋語言為“鳥語”，諸如黃遵憲形容的“鷗鳥之音”，或翁同龢描繪的“啁啾不已”聲，這些都無不帶有貶低和丑化“夷語”的色調。康有為“鳥語”論的妙處在于反其意而用之，他在打壓那只呆鵝的同時，又將法語送上天，比作大同世界“地球萬音室”制音標準，不啻在為“蠻夷鳥語”正名，康有為化腐朽為神奇的本領確實不同凡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