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圈|中國國關專家真的難以超越出租司機大叔？

        有這么一句話，說的是“國關人的宿命對手是北京街頭的出租司機們，時事新聞能不能比司機大叔們看得透徹、侃得比他們精彩專業(yè)，一直是國關人的心病。”

        仔細想想其實還有幾分道理。金融有計量和精算，社會學有統(tǒng)計和調查，那么國際關系學呢？國際關系學似乎被看作是一門誰都能“掰扯兩句”、“容易入門”的學科。

        但千萬不要誤會，它可不是一門只能用來“侃時事”的學科。

        那么國際關系是個怎樣的學科呢？——當代著名國際關系學家斯坦利?霍夫曼曾在《戰(zhàn)爭的狀態(tài)》一書中說過：“國際關系理論是一門年輕又古老的學科。”

        年輕？古老？有點矛盾。

        說它“古老”，是因為國際關系理論源遠流長，這能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臘時代修昔底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歷史學、政治學、哲學和國家學說。事實上，只要有兩個國家出現(xiàn)，就有了國際關系，但是古代對國際關系的研究沒有形成一個學科，而是主要散見于古典政治學，歷史學，哲學的某些部分。比如西方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國古代的《戰(zhàn)國策》等等。

        說它“年輕”，是因為國際關系是在一戰(zhàn)后才逐漸形成的一門獨立學科，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第一個國際關系教席，通常被認為是國際關系學科建立的標志。

        一戰(zhàn)帶來的復雜國際形勢是國際關系學誕生的好土壤，國家與國家之間要怎么斗？是要“斗而不破”，或者是“斗不怕破”？這些可都是學問。學者和政治家們盼著能找出一種能解釋變幻莫測的國際風云并且駕馭斗爭進程的理論，于是，西方國際關系學逐漸從政治學的母體中分離，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可是它畢竟至今只有幾十年歷史，相比它的“媽媽”政治學來說，還是太嫩了。

        對了，你又要問研究國際關系是不是“夜觀天象，掐指一算”？錯，咱們是有方法的！

        先來看一看，國際關系基本研究方法：證實與證偽、演繹與歸納、定性與定量、個案與比較、結構與系統(tǒng)、歷史與預測……

        舉一個淺顯易懂的“栗子”：司機大叔在侃“中美會不會打仗”時，他可能會提到這兩個國家過去的恩恩怨怨，這就是歷史方法；大叔會列舉點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恩怨情仇，這就是舉個案；大叔把一組事實擺出來了，再通過他認為的合理邏輯進行推理，推導出結論，這就是演繹和歸納。

        這么說來，那國際關系研究豈不是人人都能做？簡單到令人迎風流淚？

        別任性了！誰學誰知道。

        事實上，國際關系的研究方法種類頗多，當然研究不同問題還得有不同的方法，所謂對癥下藥。

        再舉一個高大上的“栗子”，在定性研究方法中，為了能更好地開發(fā)分析復雜決策的分析工具（含計算機軟件）和平臺，復旦大學復雜決策分析中心剛剛發(fā)布了fm-QCA（多值定性比較分析）新軟件。

        “fm-QCA軟件能夠同時處理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均為多值的QCA數(shù)據(jù)，并包含了多值邏輯化簡、Intermediate solution自動生成以及一致性、覆蓋率計算等功能。彌補了目前多值QCA（mv-QCA）軟件不能處理被解釋變量為多值，且不能多值邏輯化簡的不足，為國際學者提供了一個更好的QCA軟件分析平臺。”

        好像很復雜……簡言之，就是用定量的方法來做定性研究。據(jù)說這已經是目前我們國內做國際關系定性研究中的前沿方法了……

        再比如說，在國際關系學科中，如何考察轉型中的世界，大國關系與國際格局的演進？這主題很是宏大，一般主題越大，找到切入點會更困難些，那學者們是怎么來研究這個問題的？

        從近日一場主題是“轉型中的世界：大國關系與國際格局的演進”的學術研討會上，學者們呈現(xiàn)出這樣兩種研究思路：一種是從行為主義出發(fā)，一種是從結構主義出發(fā)。

        行為主義，總和行為扯上點關系——考察當事國之間政策怎么互動的，這些互動行為怎么發(fā)生的，以及所帶來的結果，這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經常被使用方法之一。

        在行為主義的分析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復雜情況，在于決策機制是分權機制，分權體制下的決策機制是復雜的，以美國為例，在每一個外交決定行為出來之前，總統(tǒng)、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還有軍方，還包括國防部和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等不同層次都提供行為建議報告，這種有不同情報來源的決策所帶來的結果相對更客觀。

        另一種是簡單情況，主要在集權制中，最極端的要屬個人決策。比如一次大戰(zhàn)為何會爆發(fā)？——因為德國、俄國決定要打仗？他們決定打仗的原因可能會很簡單——這是威廉二世的決策，尼古拉二世的決策，是他們自己的想法。

        “如今，行為主義的分析仍有意義，進行行為主義分析時不要過多從我們自己認為的合理性出發(fā)，而要看這個決策機制具體是怎么形成的。很多外交行為未必一定是按照我們認為合理的途徑進行。”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市歐洲學會前會長余偉民說。

        另一種研究思路是結構主義。

        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李開盛以百年演進的視角對大國關系和國際格局進行梳理，進行了結構性的分析。

        啥叫結構性分析？——主要從國際體系的層面來考察演進。

        “世界市場和資本跨國流動形成一種經濟全球化結構，從歐洲起源的民族主義國家體系也是一種結構，這兩種結構形成一組矛盾：經濟全球化的世界體系結構不斷超越國家，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左右世界經濟整體的發(fā)展，民族主義的潮流又在不斷地強化國家，大國關系當中出現(xiàn)的很多沖突都是跟這兩種結構不同步不對稱有關。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冷戰(zhàn)、國家權力的分配始終存在，這種不同步或者不對稱，也許是我們預測未來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格局的必要思想。”

        讓不同視角和研究方法互相碰撞，這也許是該研討會三個主辦單位——上海世界史學會、歐洲學會和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舉行跨學科研討會的初衷。

        不論是行為主義、結構主義或是其他研究思路和方法，縱觀國際格局，分析未來走向這件事本身就頗有一種處于“一切盡在掌握”的“上帝視角”之感。至于能不能預測得準確、產生睿智的洞見、把握局勢的走向、甩開司機大叔幾條大街去？這還得看每個國際關系學者的功力究竟有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