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與金牌：“烈火戰車”埃里克·利道爾的人生后半程

1945年2月，山東濰縣集中營，埃里克·利道爾（Eric Henry Liddell）的生命進入到最后時刻。這位1924年巴黎奧運會400米短跑金牌得主，此時卻連爬四層樓都感到費力。他被送進了集中營醫院。在醫院里，他因中風導致右腳部分癱瘓，一只眼睛失明，講話含糊不清，神情恍惚。醫生懷疑他罹患腦瘤，但在戰爭期間醫院里沒有X光機等設備，無法確診其病因。一批批難友來看他，問他頭痛好些了沒有。這位蘇格蘭人半開玩笑地回答道：“要答復這個問題，我需要知道我腦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2月21日，埃里克口述了一封寫給妻子芙洛斯的信。他在信中寫道：“我承擔了太多的工作，導致了輕微的神經衰弱，在醫院里休息了一個多月感覺好多了。醫生建議我換工作，放棄教書和體育，改為烤面包之類的工作，這是個很好的改變。很高興收到你七月寫來的信，樂嘉麗夫人的身體好了，戴維斯和奈瑪正在準備4月18日的婚禮，真希望你能一起慶祝……”在信的最后，他寫道：“愛你和孩子們。”顯然，埃里克并沒有說實話。在口述完這封信不久，他對身邊的人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話：“這是完全的降服。”說完他渾身抽搐，失去知覺，隨后陷入昏迷。當晚9時20分，埃里克·利道爾病逝，享年43歲。

很多人知道埃里克是因為英國電影《烈火戰車》。在這部奧斯卡最佳影片中，他因拒絕星期天比賽而放棄幾乎到手的金牌。在歷史真實中，埃里克人生后半程的種種選擇，也依然值得細細品味和琢磨。

金牌還是上帝？奧運賽場上的抉擇

1902年1月16日，埃里克·利道爾出生在天津。其父詹姆斯·利道爾是倫敦會教派派駐中國的牧師，母親瑪麗是一名蘇格蘭人。1899年9月11日，瑪麗歷經一個半月的海上航行從英國來到上海。10月23日，詹姆斯和瑪麗在上海的教堂舉辦婚禮。隨后，新婚不久的利道爾夫婦被指派到華北傳教。彼時的華北，義和團運動風起云涌，一家人在華北輾轉多地。詹姆斯曾感慨，這四年發生了這么多事，“像是活了四輩子似的。”

在這四年間，羅伯特·利道爾和埃里克·利道爾相繼出生。埃里克出生不久，詹姆斯拖家帶口到了棗強縣蕭張鎮。該鎮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的家鄉，也是倫敦會教派在華北的重要傳教點。侯仁之之子侯馥興曾在《魂牽夢繞 最是蕭張》中寫道：“蕭張鎮，位于華北平原腹地的座小村落，現屬河北省衡水棗強縣。村名初為糧廣店，曾名集賢鎮，后來人們為紀念西漢蕭何、張良和張耳，改名為蕭張，沿用至今。19世紀下半葉，基督教傳播逐漸深入內地，蕭張鎮成為英國倫敦會教派在河北設立的傳教中心之一。1876年，英傳教士建有基督教會教堂三間，1899年時被焚毀。1902年在西街口正南重建基督教堂一座（簡稱北會堂），在教堂左右兩側，創辦了中等男、女校各一所，取名‘掄才’，即選拔人才之意。”在利道爾其后的人生中，這個小鎮和他的牽絆仍在繼續。

1907年，在中國度過9年風雨歲月的詹姆斯·利道爾回到了故鄉蘇格蘭。利道爾兄弟先是就讀于蘇格蘭德里門公立小學，隨后又轉學到倫敦東郊的傳教士學校——布萊克西斯學校。埃里克在這里度過了十余年求學生涯。讀書期間，埃里克很快展現出體育方面的天賦，他在16歲時曾擔任學校橄欖球隊隊長。

1920年秋，埃里克進入了愛丁堡大學攻讀化學專業。盡管依舊是學校橄欖球場上的常客，但他很快也在田徑場上展現出天賦。在1921年愛丁堡大學運動會上，入學不久的埃里克力壓奪冠熱門史華特，獲得100米短跑金牌。1921年6月18日，他在圣安德魯斯運動場獲得了100米冠軍。僅僅一周之后，他又在“蘇格蘭業余運動員協會錦標會”上獲得兩個短跑單項第一名。“蘇格蘭飛人”的名聲不脛而走。8月11日，《格拉斯哥先驅報》上寫道：“愛丁堡大學業余運動社的埃里克即將成為英國冠軍，甚至可能成為奧運賽場上的英雄。”

預言很快成真。1923年，埃里克入選英國奧運代表團。在1924年巴黎奧運會上，當得知100米預賽被安排在7月13日（星期日）舉行，埃里克·利道爾決定退出該項目以及4×100米和4×400米兩項接力賽，因為這兩項也被安排在星期天舉行。在埃里克心中，安息日是奉獻給上帝的星期日，不宜參加任何其他活動。最終英國代表團在這兩個項目中只獲得了銀牌和銅牌。一份英國報紙不無遺憾地評論道：“如果埃里克參加，英國隊就有可能贏得接力賽的金牌，但他的信仰不允許他在星期天比賽。”這樣的評論相當委婉客氣。事實上，當時已經有人斥責“他是祖國的叛徒”，他也幾乎成為英國“最不受歡迎的人物”。

隨后的情節正如《烈火戰車》中描繪的那樣，英國代表團林賽勛爵決定將自己在400米的參賽資格讓給埃里克。7月10日是星期四，在這天下午6點半舉行的奧運會男子400米決賽中，埃里克跑出了47秒6的佳績。這不僅幫助他摘得該項目的奧運金牌，還打破了世界紀錄。這項記錄一直保持了12年，直到1936年才被同胞格達菲雷·布朗在柏林奧運會上刷新。賽場上的成功讓人們忘卻了之前退賽的插曲。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埃里克從“最不受歡迎的人”成為“迄今為止在400米項目中最偉大的運動員”。

沖刺時的埃里克·利道爾，他的仰頭跑法曾經引起廣泛關注

就在埃里克站在體育事業的最巔峰時，他突然決定放棄運動員的道路，回到出生地中國。

體育還是教育？人生賽道的選擇

在獲得奧運金牌一周后，1924年7月17日，蘇格蘭飛人從愛丁堡大學畢業。畢業典禮上，當埃里克·利道爾登臺領取證書時，場內歡聲雷動。全體觀眾都起身鼓掌，副校長阿爾弗雷德·伊文爵士多次高喊，請求大家安靜下來。伊文爵士在授予學位時說：“埃里克先生，現在除了主考官，沒有人能夠超過你（Pass you）。”這句話一語雙關，既是指“使你通過考試”，又是“超越你”。這說明，無論是在學業上還是在田徑賽場上，埃里克都是學校乃至蘇格蘭的寵兒。

愛丁堡大學紀念校友和奧運冠軍埃里克·利道爾的銘牌

畢業后的埃里克其實有多種選擇，他既可以留在英國從事和化學相關的職業，也可以在英國從事神職工作，還可以繼續從事自己心愛的田徑事業。22歲正是運動員的黃金年齡，他至少還可以再參加兩屆奧運會，不斷鞏固自己在短跑領域中的霸主地位。

但就在這個關頭，埃里克決定回到中國，到天津的教會學校新學書院任教。這對于埃里克而言倒是順理成章的事，早在畢業之前，新學書院就給他提供了一個臨時教學崗位——之所以臨時，是因為他還沒有獲得學位。既然拿到了學位，那么他決定履行之前的約定。

為什么埃里克·利道爾情愿犧牲自己的田徑道路上的光輝前程，不遠萬里回到異國他鄉？朱利安·威爾遜在《神圣的終點——埃里克·利德爾傳》中寫道：“他所追求的是讓別人分享他從自己的信仰中獲得的巨大歡樂和堅定信念。”埃里克在天津的室友戴維·麥克格溫寫道：“他是耶穌基督的忠實信徒，同時也是一個不通過自己的影響引導人們皈依救世主耶穌就寢食難安的人，救世主耶穌在他心中的地位無比重要。”另一位朋友回憶道：“他在課外時間指導《圣經》課，出席者十分踴躍。他對我們談起那些把全部身心奉獻給基督的男孩時，總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悅之情。此情此景，我至今記憶猶新。無論多忙，他總能抽出閑暇接見來訪的中國學生，和他們親切交流。他深得孩子們的愛戴，我估計他學生中百分之九十都聽過他的《圣經》課。”在他心中，無論是去巴黎爭奪奧運冠軍，還是去往中國成為一名教會學校的老師，其目的都是為了增添上帝的榮光。

隨著埃里克融入神學教師的身份，奧運冠軍的光環淡去，他逐漸淡出了世界田徑賽事的跑道，而只是參加一些區域性的運動會。1929年，埃里克曾在天津和德國短跑運動員奧托·帕爾佐博士進行了一場友誼賽，后者曾是500米、800米以及1500米世界紀錄保持者。結果，埃里克在強項400米中奪魁，而德國人在800米項目中勝出。在更衣室內，帕爾佐問埃里克是否會參加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他的回答是：“我已經太老了。”帕爾佐笑著回答：“太老了？我32歲，可我還要代表德國參加下屆奧運會。”事實上，從1930年開始，埃里克就沒有再參加過重大的田徑比賽。

埃里克的體育天賦似乎只能在一些突發場景中才能得以展現。1928年，參加了在大連舉行的一次運動會后，埃里克本打算乘船返回天津。但在離開賽場上，英國國歌《天佑國王》和法國國歌《馬賽曲》先后奏響，這讓蘇格蘭人錯過了近在咫尺的出租車，等到他趕到碼頭時，輪船已經解纜離岸。正當埃里克覺得船離得太遠無法跳上時，一個浪頭把船推回了一把，趁著這個機會，他擲下包裹，飛身一躍，“我仿佛成了一只瞪羚，一躍而起，剛巧落在了船上。”這一幕恰好被坐在出租車上的記者看到。他聲稱，那天埃里克跳了4.5米，蘇格蘭飛人雄風依舊。只是他的事業已經不在賽場上，而在學校了。

埃里克在中國的時間是戰亂頻繁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六年后，盧溝橋事變爆發。在這個動蕩的年代中，他沒有選擇離開……

前線還是安寧？抗日戰爭期間的抉擇

從1925年回到中國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埃里克·利道爾在中國生活了12年。這12年間，盡管戰爭陰云一直未曾散去，但他本人的生活平靜安寧。在這期間，對于他而言最大的變化是婚姻和家庭。

埃里克的夫人芙洛斯·麥肯齊是加拿大人。她的父親休·麥肯齊是加拿大聯合會派駐河南商會的財務和商務經理，母親安妮在河南衛輝縣從事福音工作。1926年，麥肯齊一家結識了詹姆斯·利道爾，并由此第一次見到了埃里克。安妮對這位未來女婿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謙遜，溫文爾雅。”1929年，埃里克與芙洛斯相愛了。按照傳記作家朱利安·威爾遜的說法，“他們倆一位害羞、扭捏、臉上常常掛著迷人的微笑；另一位愛開玩笑，然而頗有騎士風度——總之是一位完美的紳士。”歷經五年的戀愛，1934年3月27日，埃里克與芙洛斯在天津結婚。《京津時報》在頭版上刊發報道：“今天下午，許多中外賓客在天津基督教合眾會堂聚集，參加知名奧運冠軍埃里克牧師與芙洛斯小姐（德高望重且備受尊重的麥肯齊夫婦的千金）的婚禮。”

埃里克·利道爾和芙洛斯·麥肯齊

盡管兩人來自不同的國家并且都遠離故土，但埃里克與芙洛斯的婚姻幸福美滿。1935年，兩個女兒帕特麗夏、希瑟相繼出生。在寫給父親的家信中，他詳細描述了女兒們從蹣跚學步到小步疾跑的樣子。“帕特麗夏很喜歡坐在我自行車杠子的小坐墊上，我們騎著車在院子里兜圈子或上大街。希瑟乖極了，整個晚上都睡得很熟，除了晚上10點喂一次食，她能一覺睡到早上6點，幾乎從來不妨礙我們休息。兩個孩子從出生以來，從來沒有要我們半夜起來給他們喂食，這也是兩個孩子最省心的地方……”

芙洛斯·麥肯齊和三個女兒的合影

很快，生活起了變化。1936年7月，倫敦傳教協會在北戴河召開年度會議，議題是有關新學書院的教員安排問題。由于經濟因素，書院必須在3年內將倫敦會提供費用的教師減為4人，被裁下的人員將被派往華北鄉村布道。在新學書院的教師名單中，有的年紀太老，身體虛弱；有的只是教師，而沒有教會身份；有的自稱“不擅長學語言”。埃里克成為被裁的最適合人選，他一開始婉拒了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中文能力太差。但到了1936年，教會仍舊堅持這一決定，埃里克面臨著停發工資的壓力。到了1937年5月，埃里克在寫給家里的信中寫道：“決議已經下來了，芙洛斯和我從9月開始就要到蕭張鎮去。”

抗日戰爭時期的埃里克·利道爾

就在寫完信兩個月后，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由于華北形勢險惡，埃里克只能孤身前往蕭張鎮，此后他和芙洛斯聚少離多，時常處于分居狀態。在蕭張鎮期間，他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親眼目睹了在日軍鐵蹄下中國的慘狀。在他的書信記錄中不止一次地描述了這樣的場景：“這是一個被毀的人家，整幢房子除了兩間屋子之外，其他都已經焚燒殆盡，只剩下又大又長被燒焦的木柵欄，兩位寡婦帶著兩個女孩還守在此地。之前，日本人來過這里，帶走了家里的男人，由于沒有及時湊齊贖金，男人被槍斃了，留下兩位寡婦苦苦掙扎，無奈面對這悲慘的世界。我走進了院子，彎腰懇請上帝保佑她們，話才出口，又禁不住反省自問：‘上帝又能怎么做呢？’”但埃里克并非只是悲憤與無奈，在抗戰期間他多次救助被日軍殘害的百姓。他曾經冒著被日軍抓捕的危險，將一位被日軍砍頭而尚未咽氣的中國男子送到醫院。

在此期間，埃里克還有機會離開險境。1939年6月，倫敦傳教協會執行委員會曾讓他回國修養一年再回來。當年8月，埃里克全家從天津經由加拿大繞道回到英國，并于11月初抵達愛丁堡。與戰火紛飛的華北相比，當時的蘇格蘭享受著后方的寧靜。面對回到中國還是留在英國這一選擇時，埃里克做出的選擇是：將妻子和女兒送到加拿大，然后只身返回中國。芙洛斯曾回憶說：“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決定。埃里克本來有機會和我們一起走，可他認為他不應該走。他擔心，萬一他們扣押我們當人質，他就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念。我從來沒認為他的工作重于一切，事情完全不應該是這樣。可他認為，既然別人留下來，他也可以。”

另一個支撐埃里克回去的理由是他對日本占領區人民的同情。早在1938年秋，他就撰文寫道：“我能奉命離開城市，能在此途中有機會目睹此地和天津之間飽受戰火蹂躪的廣大地區的慘狀，對我來說受益匪淺。”有朋友問他：離開比較安全的天津和學院，他是否感到后悔。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從來沒有！在我的工作中，我還從沒像在這兒有如此多的歡樂和自由！”

最后的歲月：帶著尊嚴沖過終點

抗戰全面爆發后，華北再無凈土。1941年春，傳教士團接到日軍命令，要求他們限期離開蕭張鎮，一周之后，傳教士團駐地被夷為平地。8月，埃里克其實還有機會離開中國，但他仍舊選擇留下。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隨即對日宣戰，在中國的英美僑民也成為日軍眼中的敵僑。12月11日，天津的新學書院被日軍關閉，學生被遣送回家。此時，已回到天津的埃里克被要求搬出英租界。在動蕩中度過兩年后，1943年3月，這批在天津的英美僑民被日軍押解到山東濰縣的集中營。

根據大衛·麥卡斯藍在《直奔金牌》中的記錄，埃里克是最后一批被轉移到這里的英美僑民，此時集中營的人數已達1800人。當時，日本在中國的軍事侵略已是強弩之末，本國物資貧乏，加上羈押的英美僑民眾多，集中營的生存狀況可想而知。居住空間狹小，食物嚴重不足。

集中營的住宿條件實在是擁擠，住在公共宿舍里的單身男女，每人可以分到長度183厘米（6英尺），寬度僅91厘米（3英尺）的空間，床與床之間相距只有46厘米（18英寸）。已婚夫妻可以擁有一間房間，但其大小不足8平米。

集中營的食物也很匱乏。曾經身處其中的難友回憶，每天都是毫無營養、千篇一律的菜單：早餐是兩片薄面包，常常烤得又硬又癟。有時是小米或者高粱稀飯，偶爾加一點白糖。正餐或者午飯是亂七八糟雜燴，包括一點軟糊糊的茄子，通常人們稱其為S.O.S(老一套雜燴)。偶爾供應一道甜食，通常是湯，實際上是老一套雜燴摻水的另一種叫法。曾經擔任外交官的奧斯瓦爾德·達拉斯成了濰縣集中營的面包師，每當面粉不足的時候，他就用花生殼磨粉做面包。“熱的時候，還能勉強湊合著吃，可一不小心涼了，就硬得像石頭。”后來，日本人在集中營里開了一個小賣部，人們偶爾可以買些花生、雞蛋、蜂蜜、應時水果等。

與住宿和食物條件相比，集中營的衛生狀況更加惡劣。蘭登·吉爾在《山東的院落：壓力之下的男男女女的故事》中描繪道：“當我們打開門走進男廁所，一股惡臭直沖鼻孔，我們恨不能立即退出，重新回到室外三月的清新空氣中來。東方的廁所，陶瓷便盆嵌在地下，如廁時不得不蹲在上面，令我們感到不適。便盆上方的墻上，掛著帶著長長金屬拉鏈的瓷水箱，但沒有一根拉鏈連著便盆。上管道不通，便盆內均已滿得往外溢淌。拘留營內沒有清潔工人，沒有管道修理工，也沒有自來水，幾乎不可能制止便盆內的穢物外溢。”

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埃里克的身心俱疲。表面上，他愉快如常，不愿意透露內心深處的想法。但由于長期和妻女分開，加上劇烈的頭痛，他開始意志消沉，度日如年，“在集中營里，人們常看到他對著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發呆。”他有時也會對獄友感慨，自己有一個很大的遺憾——沒能把更多時間留給芙洛斯。到了1945年1月，埃里克遭到流感和鼻竇炎的雙重襲擊，治療效果也一直不明顯。獄友們看到他身體每況愈下，把他送到了醫院。在醫院期間，他突然中風，導致右腳部分癱瘓，講話含糊不清，神情恍惚。醫生懷疑他長了腦瘤，可對此卻束手無策。2月21日，他在濰縣去世，這時距日本投降已不足半年。

直到5月，遠在加拿大的芙洛斯才獲悉丈夫去世的消息，她把兩個女兒摟進懷里說：“爸爸到天上和爺爺在一起了。”1984年6月14日，芙洛斯在加拿大去世，此時埃里克在地下等待了她39年。埃里克和芙洛斯共育有三個女兒，她們后來都生活在加拿大。

埃里克曾經供職的天津新學書院在抗戰后得以恢復，1950年被新中國接管，后改名為天津市第17中學。值得一提的是，中學二樓的一個房間曾經存放著埃里克在1928年11月在民園運動場贏得的一枚400米金牌。日軍投降后，濰縣集中營大部分被囚的歐美僑民都回到各自的國家。他們相互聯絡，組織濰縣集中營難友會，建立網站，撰寫回憶錄，并且多次回到濰縣（今山東省濰坊市）故地重游。只是到了本世紀初，隨著老人們漸漸凋零，回來探視的難友越來越少。

在集中營的舊址上新建了濰坊市第二中學，學校里專門辟有展覽室來陳列這段歷史。在學校的一角樹立著一塊愛丁堡大學捐贈的紀念碑，一面用中英文銘刻著埃里克的生平事跡，另一面鐫刻著摘自以賽亞書40章21節的經文——

“他們應可振翅高飛，為展翅的雄鷹；

他們應可競跑向前，永遠不言疲憊。”

濰坊第二中學校內的埃里克·利道爾銅像和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