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沖突十年：戰火何時能熄？

3月11日，敘利亞霍姆斯老人哈迪·古松站在被炸毀的自家房屋里。新華社 圖

十年前，聲勢浩大的“阿拉伯之春”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敘利亞也無法自外，于當年3月15日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反政府游行示威運動，反對派和抗議民眾要求總統巴沙爾·阿薩德下臺。然而不同于迅速發生政權更替的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和也門，抗議民眾、反對派與阿薩德政府之間的斗爭不僅沒有結束，反而隨著當年6月29日反對派武裝“敘利亞自由軍”的成立正式升級為武裝沖突，將國家徹底拖入內戰的深淵。

十年間，不僅敘利亞政府軍和反對派之間的武裝沖突升級，敘國內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地區勢力也“揭竿而起”；國際勢力先后介入并各自選邊站，將金錢、武器和戰斗機源源不斷地輸入敘利亞戰場；更有甚者，伊斯蘭圣戰組織與“伊斯蘭國”、“基地”等極端和恐怖組織也乘虛而入，試圖借助敘利亞的動蕩局勢實現其自身目的和利益訴求......如今，該國局勢已然升級為高度復雜的全面內戰，戰火成為兩千萬敘利亞人民久久無法擺脫的夢魘。

戰火燃燒十年，敘國唯有傷痛

十年內戰，各派爭奪，承擔最大傷痛的卻是無辜的敘利亞普通民眾。據位于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站”組織統計，截至2020年12月，敘利亞內戰已累計造成近39萬人死亡（其中普通平民近12萬），失蹤人口超過20萬（包括近9萬人疑似在監獄中死于折磨），超過210萬平民受傷甚至落下終身殘疾（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0%）；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更是指出，內戰造成的兒童死傷高達12000人。

除了觸目驚心的人口傷亡之外，“敘利亞人權觀察站”的數據表明，超過全國總人口半數（1100萬）的敘利亞人民因戰火而被迫流離失所。其中大約670萬人流散至境內各地，剩余560萬人則離開祖國、淪為國際難民。超過93%的敘利亞難民涌入周邊鄰國黎巴嫩、約旦和土耳其，已然形成當代歷史上最大的難民群體，給三國帶來巨大壓力。

更有敘利亞難民進一步涌入歐洲，成為觸發2014年至2019年歐洲難民危機的主要因素：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統計，在危機最高峰的2015年，經地中海前往歐洲的上百萬難民中敘利亞人便占據了半壁江山（46.7%）。

戰爭引發的傷亡和難民潮導致敘利亞人口銳減。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調查報告等多家機構的數據表明，內戰十年來，敘利亞國家人口絕對減少約350萬（由2011年的2112.4萬下降至2020年約1750萬）。

延綿不絕的戰火，進一步摧毀了敘利亞的國家建設，導致其經濟近乎崩潰。來自阿拉伯聯盟、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數十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針對敘利亞政府的大規模經濟制裁，導致敘利亞的各項貿易活動進一步受到影響，更是令該國經濟雪上加霜；在戰爭和國際制裁的雙重影響下，占敘利亞經濟超過60%的服務業遭受的打擊最為嚴重，金融銀行業經歷了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同樣因此嚴重縮水的旅游業在當前疫情之下更是看不到復蘇的希望。

美國《紐約時報》指出，2020年敘利亞經濟體量比戰前縮水了三分之一，損失高達數千億美元；80%的敘利亞人生活在貧困之中；2019年底失業率高達40%，隨后政府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封鎖措施令失業形勢進一步惡化。

此外，該國法定流通貨幣敘利亞鎊貶值近10倍，如今與美元的兌換匯率已接近500: 1。截至2019年，敘利亞通貨膨脹率已達到13.1%（超過5%的通脹率被普遍視為較為嚴重），達到戰前的三倍，2013年更是一度超過121%，不少需要進口的基本物資市場價格翻倍增長，普通民眾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政府公務員的薪水幾乎變得一文不值。2020年6月，由于對經濟環境和民生艱難的不滿，敘利亞東南部地區爆發了反對政府的抗議活動。

面對糟糕的經濟形勢，阿薩德政府想到的辦法是要求本國商業大亨出錢“資助”政府公務員薪水和公共服務部門的運轉資金，然而此舉引發了阿薩德總統的表弟、敘利亞頂級富豪——拉米·馬赫盧夫的不滿。作為阿薩德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后者不僅拒絕出錢，還通過社交網絡表達了其對國家和政府現狀的不滿，甚至觸發了阿薩德政府的核心力量——阿拉維派穆斯林內部成員的不滿。正如《紐約時報》的評論，盡管敘利亞政府接近取得了內戰勝利，但“行將崩潰的經濟將是其無法用炮彈制服的危機”。

全世界都在為這個被戰火摧殘了十年的國家而扼腕嘆息。無論內戰結果如何，傷痕累累的敘利亞和看不到希望的敘利亞人民只得到了無盡的傷痛。

多方博弈不息，和平路在何方？

用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的話說，敘利亞已經成為“當代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和難民危機”。目前，敘利亞政府軍已經掌握了敘利亞多數地區和主要大城市，而反對派依舊掌握著敘利亞北部地區并活躍在大多數鄉村地區，各方均難以在短期內以武力結束漫長的內戰。在此情況下，包括聯合國和阿拉伯聯盟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始終致力于促成敘利亞各方?；稹⒃缛战Y束戰爭、還敘利亞和平。

然而，敘利亞內戰曠日持久，和平之路復雜曲折，既是由于敘利亞內部問題長期積淀、局勢錯綜復雜，也是因為其無法擺脫地區和國際形勢的深遠影響。

敘利亞內戰的直接原因在于“阿拉伯之春”浪潮下，敘利亞民眾對于阿薩德總統領導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簡稱“復興黨”）政府的不滿爆發，要求阿薩德下臺、結束《緊急狀態法》、實施民主改革、舉行自由選舉、擴大公民權利、實現各族群平等。但無論是2011年4月阿薩德總統簽署法案廢除實施48年之久《緊急狀態法》，還是2012年敘利亞通過新憲法改一黨制為多黨制、實施民主選舉，均沒有觸及敘利亞內部的深層次矛盾，自然也無法阻止內部動蕩的升級和內戰的全面爆發。

事實上，敘利亞長期存在的民族-宗教問題是阻礙各方真正實現和解共存的因素之一。盡管阿拉伯人占敘利亞總人口約75%，但庫爾德人、亞述人、亞美尼亞人、土庫曼人等眾多民族群體分布于敘利亞不同地區。此外，不同族群與多元宗教派別的高度重合，令該國內部不同勢力的分布與糾葛復雜化。目前敘利亞內戰中的主要勢力——敘利亞政府、反對派“敘利亞臨時政府”、北部和東部庫爾德武裝控制區（羅賈瓦地區）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民族與宗教紛爭。

自1970年“糾正運動”以來，敘利亞兩任總統（哈菲茲·阿薩德與巴沙爾·阿薩德父子）均出自僅占全國總人口不到15%的阿拉維派（伊斯蘭教什葉派分支）穆斯林，盡管這提升了該教派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但也導致該群體時常遭到占敘利亞超過70%的遜尼派穆斯林群體的威脅與攻擊；而單方面宣布自治的東北部羅賈瓦地區，則是占全國人口10%的最大少數族群庫爾德人的聚居地，其武裝力量“敘利亞民主軍”也是如今內戰中的主要武裝勢力之一。

此外，敘利亞境內的民族與宗教問題與中東地區周邊國家的相關問題相糾葛，致使敘利亞內部問題不可避免地遭遇區域和國際勢力的外部干預，令局勢進一步復雜化。

敘利亞政府的外部“盟友”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均由什葉派穆斯林主導，后二者不僅軍事上支持阿薩德政府以武力壓制以遜尼派為主體的敘利亞反對派，更希望借機進一步削弱甚至消除以色列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國際承認的敘利亞領土——戈蘭高地至今仍被以色列占領）。

遜尼派穆斯林為主體的土耳其不僅給“敘利亞臨時政府”提供總部，支持其推翻敘利亞政府，也希望借助敘反對派力量打擊其宿敵庫爾德人，試圖實現土耳其在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的主導權；基于類似的教派立場和地緣政治利益，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甚至 “基地”組織也曾暗中支持敘“臨時政府”，并不樂見敘利亞恢復為阿薩德政府主導下的和平狀態；為了阻止伊朗借助干預敘利亞內戰在中東地區做大，名義上保持中立的以色列也通過空襲打擊在敘利亞的伊朗軍事力量。

元氣大傷但仍試圖死灰復燃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更是宣稱自己對伊拉克和敘利亞擁有主權，始終不放棄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瓦哈比派和薩拉菲圣戰主義的理念。在其位于敘利亞的最后一個軍事據點被攻破后，“伊斯蘭國”轉入伊拉克與敘利亞的邊境地區和鄉村地區潛伏，不放棄任何發動恐怖襲擊、攪亂敘利亞局勢的機會，以圖從中漁利。

與此同時，與敘利亞各方并無民族、宗教教派利益交集的域外大國出于敘利亞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戰略考量，十分關注并積極干預敘利亞內戰進程。早在內戰爆發之前，俄羅斯在敘利亞便有軍事基地，阿薩德政府的支持對于俄羅斯在中東地區政治軍事力量的存在，以及地緣戰略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2015年，俄羅斯應阿薩德政府的請求，軍事介入內戰，被視為挽救阿薩德政府并助其扭轉局勢、占據主動的關鍵。如果敘利亞的和平重建將阿薩德等親俄勢力邊緣化，勢必不是俄羅斯所樂見的情形。

相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出于意識形態和地緣戰略目標，從敘利亞內戰一開始便積極支持反對派，使得該國成為大國博弈的戰場，直至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停止對敘利亞反對派的武裝援助。隨著當年積極配合奧巴馬參與敘利亞事務的拜登就任總統，美國政府是否會重新恢復其在敘利亞的積極行動成為各界關注的問題。

盡管國際媒體普遍認為相比于敘利亞問題，拜登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恢復伊朗核協議（今年2月拜登下令對敘利亞的空襲也是針對其境內的伊朗武裝力量，矛頭指向伊朗政府），但拜登本人當年曾批評特朗普從敘利亞東北部地區撤出美軍，削弱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反恐力量。而他新任命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東和北非地區協調人布雷特·麥格克向來關注該地區的反恐問題，尤其指責土耳其政府暗中支持極端組織。在此情況下，一旦敘利亞局勢出現新的動向，美國政府的態度和行動勢必會對敘國的未來走向產生顯著影響。

十年戰火燃燒不盡，敘利亞的和平曙光何時出現成為該國民眾、地區和國際社會最關切卻也最困惑的問題。這一問題，遠不止取決于阿薩德政府是否有誠意放權或者國內各反對勢力是否愿意和平共存、共同建設國家；意識形態、利益訴求各不相同的多方勢力如何博弈、能否達成可能的共識，將是敘利亞和平道路上最大的挑戰。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觀察分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