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首腦同日表態針尖對麥芒，伊核僵局根子是海灣安全困境

當地時間2月7日，美國總統拜登接受采訪，被問及美國是否會先采取行動解除制裁，以讓伊朗重返談判，拜登回答“不會。”拜登表示，伊朗必須停止高于伊核協議允許水平進行的濃縮鈾活動，然后美國才能取消制裁。

伴隨美國畸形的權力交接完成，被視為繼承奧巴馬外交衣缽的拜登艱難上臺。因此，國際輿論紛紛對美國重返伊核協議充滿期待，希望能挽救被特朗普折騰得瀕于死亡的伊核協議——亦即奧巴馬的外交遺產。但是，事實的演進表明，近期美國和伊朗的關系相對于特朗普執政末期更趨緊張，雙方各執一詞，使重啟伊核協議的前景異常暗淡。這從表面來看是伊核協議問題，但背后則是長期以來海灣地區安全困境不斷加劇的產物。

伊核協議重啟之困在于海灣安全困境

近期美國和伊朗就重返伊核協議陷入了僵局。無獨有偶，拜登表態在伊朗重新遵守伊核協議、停止提高濃縮鈾濃度前美國不會取消制裁的同一天，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表示，只有當美國取消對伊朗制裁，并經伊方核實確認后，伊方才能重新遵守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雙方可謂針尖對麥芒。

美國和伊朗在外交輿論層面唇槍舌劍的同時，在軍事和安全層面也展開了激烈的博弈。美國在海灣地區不斷進行軍事調動，尤其是近期美國擬在紅海沿岸尋求啟用沙特的塔伊夫、延布、泰布克等新的軍事基地，被外界視為對伊朗施加軍事壓力的舉動。而伊朗也毫不示弱，近期不斷突破伊核協議限制，加快進行豐度為20%的鈾濃縮活動，并不斷增加離心機數量，同時還在阿曼灣、波斯灣多次舉行軍事演習，甚至直接把美國航母作為模擬打擊的目標。

除美國和伊朗的外交和軍事博弈外，沙特、以色列等美國盟友也不斷向美國施壓，阻止拜登政府重返伊核協議，以色列甚至揚言對伊朗的核設施進行軍事打擊。

伊核協議重啟之困并不僅僅在于伊核協議問題本身，而在于長期以來海灣地區安全困境的加深。今年1月17日是海灣戰爭爆發30周年，但這個紀念日幾乎沒有在世界輿論中激起任何波瀾，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世界輿論的注意力都集中于美國權力交接的混亂局面。這真是世事難料，1991年發動海灣戰爭、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美國竟淪落至此。30年前海灣危機的制造者薩達姆已經殞命，一度憑借海灣戰爭獨霸中東的美國陷入分裂，并從奧巴馬到特朗普都在尋求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

盡管國際輿論無暇去反思海灣戰爭，海灣戰爭的兩個直接當事方美國和伊拉克仍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著世界的眼球，美國方面是拜登在從未有過的特殊氛圍中執掌白宮，而伊拉克則發生造成二十多人死亡、同時也是2018年以來最大的恐怖襲擊，當然這次襲擊無疑是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以及2011年奧巴馬政府從伊拉克開始撤軍以來伊拉克數以千計的恐怖襲擊中的一次，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稱其為拜登政府在中東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當前，美國、沙特、以色列與伊朗的復雜博弈、也門戰亂、海灣合作委員會內部紛爭、以色列與海灣國家媾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死灰復燃，都表明海灣地區的安全困境絕對比30年前更加混亂。

海灣地區的多重安全困境

海灣戰爭以來，海灣地區交織著形形色色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困境，其類型大概有以下幾種。

第一，世界霸主美國與地區霸權（如伊拉克）或地區崛起國家（如伊朗）對抗引發的安全困境。伊朗、伊拉克的對峙本是維持海灣地區平衡的特殊機制，但是，先是冷戰時期美國的縱容使伊拉克走向地區霸權主義，并在冷戰結束之初就釀成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海灣危機；后是美國錯誤發動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消除伊朗東西兩線的地緣敵手——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進而為伊朗崛起創造條件，這是當前美國在伊拉克和伊朗紛紛陷入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當然，美國和伊朗的結構性對抗還包括核擴散、意識形態等多種問題。

第二，地區大國爭奪地區主導權的安全困境。在海灣地區，先有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輸出革命”引發的伊朗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矛盾，這種矛盾是阿拉伯民族與波斯民族矛盾、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矛盾、爭奪地區領導權矛盾的復合體，并集中體現為兩伊（伊朗與伊拉克）矛盾和兩伊戰爭，沙特也因此于1981年成立海灣合作委員會，既出于自保，也出于把伊拉克變成抵制伊朗“輸出革命”的防洪堤。但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伴隨伊朗崛起和核開發計劃推進，沙特與伊朗的矛盾成為地區的主導矛盾。

2015年伊核協議簽署以及雙方教派矛盾加劇，直接導致2016年沙特與伊朗斷交，這一矛盾也被特朗普政府所利用，并以美國退出伊核協議為誘餌，極力唆使沙特與伊朗對抗，使雙方的矛盾對抗不斷升級。此后，美國又據此進一步拼湊“阿拉伯版北約”，誘使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此外，以色列與伊朗的對抗、沙特與土耳其圍繞反穆兄會和親穆兄會的矛盾、海合會內部矛盾，都與上述矛盾交織在一起，不斷擰緊海灣地區的安全“死結”。沙特、以色列擔心伊朗擁核以及伊核協議不能限制伊朗導彈發展，依然構成海灣地區安全困境不斷加深的主要矛盾。

第三，形形色色的非傳統安全及其與傳統安全相交織形成的復合安全困境。其中最為突出的當屬恐怖主義，作為兩代國際恐怖主義核心和靈魂的“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都是海灣地區矛盾的產物，但它反過來又成為威脅海灣地區安全的毒瘤。其危害性既包括其慘無人道的恐怖襲擊造成的安全威脅，又包括其鼓吹極端暴力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對地區安全的毒化作用；既包括其恐怖組織和叛亂武裝相結合對海灣國家政權的沖擊（如最為嚴重的伊拉克和也門），也包括域外和地區國家因反恐而產生的復雜矛盾，如美國、俄羅斯、沙特、伊朗在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的復雜博弈。

最近發生在伊拉克的恐怖襲擊表明，伴隨國際和地區國家對“伊斯蘭國”打壓減少，以及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地區國家主要精力轉向抗擊新冠疫情，“伊斯蘭國”卷土重來并非沒有可能。此外，海盜問題、難民問題、水資源問題、環境問題、人口問題、糧食安全問題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也都是海灣地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且都與地區傳統安全問題存在不同程度的聯系。

第四，海灣國家內部的安全問題尤其是身份政治引發的安全困境及其外溢。海灣國家內部安全風險也始終存在且在近年來不斷上升，“阿拉伯之春”、油價不斷下跌，以及新冠疫情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領域對海灣國家安全構成了強勁沖擊，并不斷疊加，使海灣國家的安全風險不斷上升。更為值得關注的是，海灣國家幾乎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教派沖突和族群沖突等問題的挑戰，尤其是遜尼派和什葉派矛盾不僅是沙特、巴林、也門、伊拉克等國家的內部矛盾，同時也是沙特與伊朗矛盾的組成部分，并在某些國家形成代理人競爭（如雙方在也門、伊拉克和巴林的爭奪）。伊拉克、伊朗的庫爾德問題也異常復雜，并與土耳其、敘利亞的庫爾德問題相互交織。

第五，復雜歷史和殘酷現實塑造出的嚴重不信任的安全文化困境。歷史上的帝國爭霸，近代以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當代大國干預和地區沖突留下的歷史傷痛，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國際恐怖主義等極端思潮的蠱惑教唆，都使得仇恨、猜忌、不信任成為海灣地區的安全文化和安全觀念主流，中東地區迄今從未產生超越民族和宗教之上的地區合作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以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為基礎，伊斯蘭合作組織以泛伊斯蘭主義為基礎，但其內部同樣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當前，即使是新冠疫情肆虐和能源價格跳水，也沒有對建立地區信任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更沒有催生像樣的地區合作。而海灣合作委員會產生的目的就在于防范和抵制伊朗“輸出革命”。

海灣地區亟待建立安全信任

海灣地區的安全困境是建立地區信任、實現地區合作的最大障礙，其成因也異常復雜，包括內部和外部、歷史和現實等諸多盤根錯節的矛盾。在中東地區安全問題上，當務之急是紓解安全困境，而中國倡導的新安全觀無疑值得地區國家借鑒。2016年發布的《中國對阿拉伯對國家政策文件》“倡導在中東實踐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支持阿拉伯和地區國家建設包容、共享的地區集體合作安全機制，實現中東長治久安與繁榮發展。”面對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導致的地區安全困境，中國一直倡導建立包括伊核協議各方和地區國家參與的對話平臺。

當前，美國拜登政府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海灣阿拉伯國家和伊朗都面臨油價沖擊、疫情嚴重等壓力和挑戰，如果美國和地區國家能夠相向而行，海灣地區或許存在一個紓解安全困境的窗口期，當然這無疑也是一個需要各方努力、異常困難的過程。

但是，美國、沙特、以色列三方與伊朗在權力角逐方面的結構性矛盾，沙特與伊朗的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的意識形態矛盾，“伊斯蘭國”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和極端組織的長期存在，伊拉克、也門等國家治理失敗、教派矛盾、外部干預等危機因素的疊加，都將使海灣地區建立安全信任的前景異常暗淡。

（作者是中國中東學會、亞非學會副會長，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