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陽剛與男性氣質之辨；應對全球疫情下的不平等

陽剛與男性氣質之辨

1月28日，教育部在針對全國政協委員的《關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的答復中提到，要“適度改進體育教師教學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引發熱議。事實上，從男孩危機到“娘炮”文化，近年來有關男性氣質的討論在中外輿論場上層出不窮。在有毒的傳統男性氣質衰落的同時，多元的新型男性氣質正在崛起。

陽剛氣、女性化與性別刻板印象

微博@中國之聲發布的《“陽剛之氣”＝男性化？教育不應被性別刻板印象束縛》一文對此次引發爭議的提案提出者、全國政協常委、哈爾濱電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斯澤夫的觀點進行了說明，斯澤夫認為，現在的青少年男孩子有柔弱、自卑、膽怯等現象，他將這一現象稱為男孩子“女性氣質化”。有一線教育工作者和中學生家長對這一觀點表示贊同。而文中援引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專家孫云曉的觀點指出，當下一些男孩相對柔弱的狀態值得重視，“但人類的氣質天然多元，并無高下、貴賤、好壞之分”，不應刻板地將新問題定義為性別現象。

孫云曉提到，從性別哲學的角度而言，現在提倡雙性化的性別哲學。早在2010年，《三聯生活周刊》刊登的《男孩，男人與科學》一文就對雙性化教育進行了介紹。作者陳賽指出，“雙性化人格”是心理學家A.S.羅西提出的一個概念：一種兼具男女兩性人格優點的綜合性人格類型。從其起源上看，“雙性化”是一個與性別刻板印象做斗爭的理論。該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心理學家桑德拉·本姆在《性別的濾鏡》一書中指出，社會通過三種濾鏡看待不同性別：將女性視為“他者”的大男子主義、將男性特征與女性特征相對立的性別兩極化以及強調兩性生理差異的生物決定論。

該文還提到，“雙性化教育”作為一種新的家庭教育理念的興起源于美國心理學家對2000多名兒童進行的一項調查，調查結果發現，“過于男性化的男孩和過于女性化的女孩，其智力、體力乃至智商、情商的發展都相對較低。相反，那些兼有溫柔、細致等氣質的男孩，和兼有剛強、勇敢等氣質的女孩卻大多智力、體力和性格發展更全面，成年后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里更具優勢。”不過，雙性化教育的理念在10年前的中國似乎還太超前，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教研室講師姚萍博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雙性化教育應有主次之分，認為男孩的雙性化教育應該強調陽剛堅強的一面，對細心、溫柔等女性化特質則作為補充“順勢引導”，這樣更有利于男孩將來適應社會。

陽剛之氣與大男子主義通常被視為傳統的男性氣質，但有學者認為，傳統中國的男性氣質并不是只有“武”的一面，而是強調文武兼備。微信公號“Sociological理論大缸”介紹了內華達大學人類學教授William Jankowiak和劍橋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Xuan Li 2014年發表在《中國社會學評論》（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一份題為“中國男性氣質之大男子主義模型的衰落”（ The Decline of the Chauvinistic Model of Chinese Masculinity：A Research Report）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對中國性別氣質的歷史變遷進行了梳理，指出中國的男性氣概一直有著文武兩面，兩者并非非此即彼，意味著情感自控力的“文”的一面可以和身體上的“武”的一面共存。明代崇尚“文人”風氣讓男性更看重前者，清代的滿人統治則間接形成了文武分野；建國到改革開放前的時期由于單位體制和分配制度，文化、學歷、背景和階級性等因素使得“文”勝于“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對兩性的刻板印象既有改變又存在延續性，1980年代和2000年代的兩次針對中國城市居民的調查顯示，說粗話、粗魯、嚴肅、固執一直被視為男性氣概的一部分，不變的女性氣質則包括溫柔、沒事找事；聰明、自信、含蓄則不再被認為由男性專有，而是成為兩性共通的氣質，妒忌從兩性共有的氣質變成了專門針對女性的刻板印象；男性新增的氣質包括騙人和酷，嬌氣則是兩性共同新增的氣質特點。

不斷變遷的男性氣質

此番討論中，很多人對片面追求陽剛之氣可能帶來的后果表示了擔憂。公眾號“橙雨傘”分享了一篇題為《與其培養男孩們的“陽剛之氣”，不如教他們做一個好人》的舊文，文章作者程賢從親密關系中的男性施暴者入手，討論了“有毒的男性氣質”是如何傷害所有性別和所有人的。

程賢認為，“有毒的男性氣質”大概可以概括為很多男孩成長過程中都切身體驗過的“要有個男人樣子”的規訓，包括不可以哭或表現脆弱，要豪爽粗糙而不能溫柔細膩，崇尚強硬、暴力等等。人們之所以對男性產生這樣的期待，是因為在法治不彰、缺乏社會保障的傳統社會，男性在職業、事業和社會競爭中獲得成功，離不開身體和意志的“強壯”、“兇狠”，為了保證家庭中的下一代男性也能履行家庭職責，這種氣質和期待就被從小灌輸給男孩。整個男權社會通過“壟斷”這種有利于在社會中生存的氣質，不斷固化著性別分工，將女性視為劣等的、附屬的。隨著時代發展，在女性爭取平等的同時，對男性的陽剛規訓仍在延續，然而當他們發現這種氣質不再受到尊崇時，就很容易將挫敗感歸咎于爭取平等的女性。很多男性即使感受到這種男權文化的不合時宜，也會選擇尋找同類結成小團體來抵御這種懷疑。“有毒的男性氣質”在根源上是主流族群對自己結構性“特權”的維護，白人至上主義者對邊緣全體的仇視也有著同樣的邏輯與精神內核。

程賢還指出，男性同樣是“有毒的男性氣質文化”下的受害者，“男性氣質”帶來的壓力顯著提高了抑郁癥、酗酒甚至濫用藥物的危險，導致很多男性出現心理問題時恥于求助，單一特質的禁錮導致很多男孩和男性陷入認知失調。文章還介紹了一項國外針對孩童的性別課程，針對“成為一個好人是什么意思”和“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意思”這兩個問題，孩子們給出了非常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答案。也就是說，男性氣質的規訓無形中剝奪了男孩們“成為一個好人”的可能性。

心理學公眾號“KnowYourself”發布的《沒有“陽剛之氣”就“不像個男人”？out了！新型男性氣質正在流行》一文介紹了研究者所說的“新型男性氣質”（new masculinity），擁有這樣氣質的男性有更強的情緒感受力，也更尊重女性，跳出了傳統的二元性別框架。文章援引Danny Kaplan等人的研究，將傳統的男性氣質歸納為五項特質：通過競爭維護男性地位，約束情感、自力更生，與冒險和攻擊相關的強硬特質，堅決避免柔弱等女性氣質，對性的非關系的、客體化的態度；“新型男性氣質”同樣被歸納為五個維度：整體關注度（指整合身心，不再忽視情感和內心真實需求）、真實度（面對男性地位改變的事實，接受真實自我）、居家度和養育度（關注伴侶的需要，承擔更多的養育責任）、對男性傳統規范的質疑度以及對男性特權的敏感度。

文章指出，獨立女性的崛起推動了傳統男性氣質的衰落和新型男性氣質的興起，性少數群體越來越被社會所接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型男性氣質的出現改變了兩性關系，男女性別角色出現了更為平等、多元的分工。男性同性之間的關系也不再只是競爭，而是可以成為真正的同伴。盡管如今仍有很多男性難以拋棄傳統男性氣質，但新型男性氣質是值得期待和追求的，因為它的本質不僅是社會傳統性別秩序的松動，更是性別表達和性別內涵的自由趨向，即讓人們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病毒讓不平等更加嚴重，唯一的辦法是向富翁征稅

新冠疫情以來，數十億人卻在掙扎，世界上最富有的10個人卻極速積累了大量財富。近日Simon Jenkins在《衛報》撰文討論如何應對巨大的不平等。

有些比較是嚇人的。根據樂施會的數據，疫情開始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10個人的財富增加了4000億英鎊。這筆錢顯然可以為地球上的每一個成年人接種疫苗，也可以為世界上最貧窮的人挽回2020年損失的收入。

2021年1月27日，瑞士日內瓦，俄羅斯總統普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

這些數字是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當天出現的，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以虛擬的形式舉行。這些數字可能還沒有經過同行評審。由于世界各國政府迄今花費的經濟救濟金額高達12萬億美元，很難相信再花5萬億就能帶來這么大的變化。但是，很難質疑報告的結論，即當前的經濟政策使“超級富豪精英們能夠在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中積累財富，而數十億人卻在掙扎著維持生計”。

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經濟學家都得出結論，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以及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會破壞民主的穩定和危險。所謂個人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在20世紀后幾十年穩步下降，但在21世紀急劇上升。世界越來越不平等。

原因有很多，但有些人認為與技術的震蕩性創新有關。在過去9個月里，杰夫·貝佐斯、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馬斯克等企業家積累的剩余財富主要來自網絡經濟的繁榮，這反映在股市的上漲上。貝佐斯每雇傭一名亞馬遜員工，他的財富就增加大約10萬美元。正如1918年對工業領袖們的評價：“他們看起來從戰爭中得到了很多。”

牛津救濟會含糊其辭地說需要“塑造更平等的社會”，但這不可能有什么結果。無論達沃斯如何偽裝，世界上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或統一的稅制，更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各國政府正在將大量債務堆積到后代身上。即使找到了一些辦法——當然必須找到——來注銷過去特殊年份的債務，它們也需要有更多的國家收入來源。這些來源必須是稅收。

世界上最成功的產業——主要是前10的富人涉及的產業——仍然幾乎是免稅經營。根本原因是這些產業是全球性的，而稅收是國家的。稅收制度往往是深度保守的，繼續對財富特別是財產低稅，對中低收入高稅。英國等財政當局還犬儒地縱容避稅和洗錢，同時向納稅人征收市政稅和增值稅等累退稅（隨納稅人收入和財富的增加而實際稅率逐步遞減的稅制）。

蘋果、Facebook、谷歌及其龐大的依附物組成的全球市場基本上被單獨留在太空中。還沒有一個國家有勇氣與之對抗，盡管它的稅收潛力巨大。只有當歐洲和美國帶頭并一致行動時，這種情況才會結束，這應該是喬·拜登議程上的首要項目。

同時，各國政府要追蹤和懲罰那些遠遠沒有繳納足夠的稅款、只繳納很少的稅款或根本不繳納稅款的人。他們通過將財富存放在海外，拒絕向國庫繳款而致富，而他們和家人從中獲得終生的利益。世界上受保護的避稅天堂中的數十億美元——剝奪了國家每年估計為2500億美元的收入——使世界上最富有的10個人的可能收益看起來像零花錢。據估計，僅英國納稅人就損失了85億英鎊。同時，大法官還在擺弄一項破壞性的機場增值稅變化。 

對于如何增加超級富豪的貢獻這個問題，有三種可能的答案：聳聳肩、恥辱或征稅。聳聳肩很容易。自1980年代結束80%附加稅的時代以來，它一直統治著英國的政策。恥辱是值得懷疑的。安德魯·卡耐基可能說過“富貴之人死于恥辱”，但大多數人都會冒這個險。扎克伯格將自己的大部分財富投入了慈善機構，而貝佐斯則將數十億的財富委托給了前妻。但是，我們真的希望世界的福利任由一個富人寡頭隨意支配嗎？正如《有效利他主義》的William MacAskill所言，慈善財富的隨機分配可能是驚人的低效。

至于提高個人稅，樂施會認為，如果阿根廷可以向其12000名最富有的公民一次性征收緊急附加稅，那么世界上較富裕的國家也一定可以。在過去的一年里，可能有數千家公司和他們的老板什么錯也沒犯，卻破產了。但非常富有的人卻能低調行事，過去9個月里為英國人在銀行賬戶中儲存的2000億英鎊做出了貢獻。

不能否認，新冠疫情正在加劇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鴻溝——這一鴻溝并非不可避免，只要民主國家愿意，它就可以彌補。當在困難時期，一些人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而獲得如此怪異的利益時，有些事情就出了問題。作者認為，答案一定是征收附加稅。

西撒哈拉人在戰斗

特朗普在卸任之前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地區擁有的領土主權，讓西撒哈拉這塊非洲西北角地區的古老爭議再度受到世人關注。我們在此前的周報中關注過這一問題。目前還不清楚喬·拜登是否會扭轉特朗普的舉動，但撒哈拉民眾現在已經奮起反抗占領，拒絕讓外國勢力決定其未來。

西方媒體經常忽略，這場沖突可以追溯到1975年。當時即將離去的殖民國家西班牙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將這個人口稀少的國家分給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法國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作為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的前殖民國家，法國與這兩個國家都有著強烈的新殖民關系。

分治遭到了撒哈拉解放運動波利薩里奧陣線的抵制。波利薩里奧陣線一直在進行反對西班牙的武裝獨立斗爭，在當年北非民族自決的反殖民浪潮里，波利薩里奧陣線取得了一些勝利。然而，由于美國、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國家，特別是法國的武器流入增加，摩洛哥強大的武裝力量得到了加強，得以占領西撒哈拉約80%的土地，包括所有的海岸、人口中心和資源。

波利薩里奧陣線下屬的武裝人員集會，慶祝波利薩里奧陣線成立32周年

一半以上的撒哈拉人口逃到了與阿爾及利亞接壤的四十一公里長的邊境上的難民營，他們和后代仍然生活在那里。難民營里沒有電網或自來水，農業潛力小（這里是沙漠），幾乎沒有經濟，但社會凝聚力很強。古巴的援助建立了一個有效的衛生和教育系統，但聯合國的糧食援助還不足以滿足營養需求。雖然美國此前沒有正式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的主權，但這并不妨礙美國武裝和訓練摩洛哥軍隊。在整個冷戰和“反恐戰爭”中，摩洛哥都是美國堅定不移的盟友。同樣，六十年來，摩洛哥與以色列的關系即使不是完全公開的，也是密切的。

1980年代，摩洛哥在以色列的協助下，修建了長達2700公里的隔離墻和雷區，將被占領土與波利薩里奧控制的解放區隔開。摩洛哥與波利薩里奧陣線的武裝沖突一直持續到1991年，那年雙方在聯合國的斡旋下達成了停火。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設立聯合國西撒哈拉特派團，監測停火實施，并最終組織一次自由公平的全民公投，讓西撒哈拉人民在獨立和與摩洛哥合并之間做出選擇。但這個全民公投從未發生。

去年11月13日，摩洛哥軍隊在聯合國管理的邊界地區襲擊了手無寸鐵的撒哈拉抗議者之后，波利薩里奧陣線自此恢復了對摩洛哥軍隊的敵對行動。《雅各賓》雜志采訪了西撒哈拉青年社會活動家Hamdi Toubali，以下是簡要摘錄。

現在營地狀況怎么樣？

每個人都對恢復合法的武裝斗爭感到高興。每個人都說，撒哈拉人民給了國際社會長達30年的時間來執行他們的國際法。他們浪費了這30年，為摩洛哥的占領提供便利。所有撒哈拉人都愿意為解放運動所要求的任何任務提供志愿服務。男女青年從國外回來，在軍隊、其他機構和任何他們能夠幫助的任務中擔任志愿者。看到年輕人放棄他們在歐洲的事業、學業和舒適的生活，回到營地，并在時機成熟時，走上戰場，這確實令人振奮。

聯合國對摩洛哥軍隊襲擊平民的反應？

它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它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被動的觀察者，不僅因為秘書長自2019年5月以來甚至無法任命一名新的特使，還因為根本沒有進行談判。聯合國從未譴責甚至反對摩洛哥的各種違法行為：違反停火、侵犯人權和大規模掠奪自然資源。

情況如何？自敵對行動恢復后鎮壓是否更加嚴重？撒哈拉人如何看待武裝沖突的恢復？

自1975年以來，在許多人所說的西撒哈拉“和平”期間，平民沒有和平。只有摩洛哥享受了這種“和平”——沒有付出代價。在摩洛哥違反停火前幾周，局勢明顯升級。撒哈拉人權維護者，如Aminatou Haidar（僅舉一例）被軟禁、騷擾和威脅。各地的撒哈拉人，特別是被占領土上的撒哈拉人，都非常支持波利薩里奧陣營所采取的立場，當時機成熟時，他們將越來越多地參與斗爭。

鑒于1991年的停火承諾舉行全民公投，但諾言沒有兌現，要接受新的停火將需要哪些保證？

之前撒哈拉領導層的主要錯誤是他們在看到結果之前就接受了停火。現在他們有理由拒絕任何停火。他們可以接受與摩洛哥和聯合國進行談判和協商，但保留其戰斗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