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錦丨聲氣相通——谷林與鍾叔河的往來書信

《谷林鍾叔河通信》，夏春錦、周音瑩、禾塘編，文匯出版社即將出版

一

在收集和整理《鍾叔河書信初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2月版）的時候，我們發現鍾先生與谷林先生之間的通信基本都有留存。又因了書信初集本身體量已較大，遂萌生了將兩位先生往來書信單獨編成一集的想法。經與鍾先生和勞谷林女士（谷林之女）溝通，此議便得到了他們的認可，于是就有了今天的這個樣子。

我本人一直比較偏愛閱讀古往今來的名家書信，以為那是最能見出寫作者真性情的好文章。正如知堂老人所言，書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只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只語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此集中二老的通信始于1986年8月3日，終于2004年10月9日，前后跨越十八個春秋。其中谷林方面二十三通，鍾叔河方面三十四通，合計五十七通，均屬首次全文披露。這些書信因為作于相對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僅記錄了兩人的交誼，還從一個恰當的角度反映了改革開放以后國內知識界的思想狀況和出版事業逐漸走向繁榮的事實。為此我忍不住要多說幾句。

二

關于兩人的相識，其緣在書是不言而喻的，話則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鍾叔河編的“走向世界叢書”說起。此叢書面世后，在學術界率先引發熱烈反響。當時已在讀書界聲名鵲起的《讀書》雜志也以其敏銳的嗅覺自覺地關注起這套書。據鍾先生回憶，當時《讀書》的一位編輯來信約稿，不久后就于1981年第十二期的卷首推出了“關于‘走向世界叢書’”專題，刊發了戴文葆的《一個古老而又新穎的課題》和鍾叔河的《“中國本身擁有力量……”》。谷林因與陳翰伯、倪子明、范用等早已熟識且過從甚密，待改革開放初期陳翰伯等人發起創辦《讀書》雜志，倪子明被調去做副主編，谷林亦隨之成了《讀書》的義務校對和編輯。正是有了這一層因緣，谷林開始關注到鍾叔河其人其書。

而據現存的書信可知，兩人在通信之始主要談論的則是知堂老人著作的編輯與出版之事，這才是他們的“同好”。據陳子善《關于新編〈周作人集外文〉》一文介紹，1949年至改革開放期間，周作人在大陸出版的著作屈指可數，而且作者只能署名周遐壽或周啟明。直到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思想的解放，周作人的著譯才被逐步解禁。八十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先后印了《周作人回憶錄》（內部發行）和《周作人早期散文選》（許志英編），成為“報春第一燕”。直到1986年，已調任岳麓書社總編輯的鍾叔河繼“走向世界叢書”之后，又將視線聚焦到了周作人著作的編輯出版上，特別是《知堂書話》和《知堂序跋》的相繼推出，“在周作人研究界和讀書界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就在1986年8月3日鍾叔河給谷林和秦人路的第一封回信中，鍾叔河就他們關心的一系列有關周作人著作的問題進行了說明。信不長，迻錄如下——

人路同志并請轉祖德同志：

《木片集》即《草葉集》即《鱗爪集》，是最后改定的名字，我所據者為周氏手校打樣復印件，只有百二十面。

我正在約黃裳先生編《周作人集外文編》，大約在一千首以上，《木片集》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罷了，此書大約今冬可發排，明年出書。

《知堂序跋》已付排。《日譯〈駱駝祥子〉序》已收入，此外還收了集外序跋數十篇，為《知堂雜詩抄序》《〈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序》等等。因為新的集外文不斷出現，陸續送工廠插入排字，很費唇舌。好在我在當右派時當過兩年排字工人，和工人打交道還有點辦法。上個月拿到稿費，即私人請排字師傅吃了一桌二百八十元的酒席，師傅們也很講“義氣”，總算接受了我的不情之請。

《書房一角》《秉燭后談》寒齋俱有收藏，《清明前后》恐未別集印行，關于這個題目的詳情，乞撥冗見示。

鍾叔河

8.3

此札雖短，但歷史的信息頗為豐富。信的開頭先解釋了《木片集》書名的出處，繼而相告正在約黃裳編《周作人集外文編》。信中雖明示發排和出書的大致時間，但最終黃裳并未應承此事，而是改由陳子善完成了這個選題，即1988年岳麓書社出版的《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和《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接著又告知《知堂序跋》的付排及其相關內容，最有意思的當屬“私人請排字師傅吃了一桌二百八十元的酒席”，師傅們于是很講“義氣”，總算接受了鍾叔河陸續將新發現的集外佚文插入排字的不情之請。此外，從此信的上款推測，谷林或許就是經由秦人路的介紹才與鍾叔河開始通信的吧。

隨著來往的增多，彼此的了解因之而逐漸加深。鍾叔河每有新書印出都不忘寄贈谷林。谷林也投桃報李，除了回贈自己的著作外，更是為鍾叔河提供了不少周作人的佚文和《老虎橋雜詩》手抄本等珍貴的資料，這些無不令鍾叔河心存感念。鍾叔河在收到谷林提供的《老虎橋雜詩》手抄本后，于1987年3月26日的信中就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的興奮和感謝，他說：“除了提供了‘雜詩抄’以外的三十多首詩外，還幫我校正了‘雜詩抄’的一些誤字”，“從今年一月以來，這是唯一使我高興的事”。 

三

在兩位老人的通信中也不可避免地提到老和病，愈見彼此的關懷，不少細節是過去我們所不曾知道的。比如谷林在1992年9月23日致鍾叔河的信中說：“去年九月也曾接到一封賜札，見告尊恙情況，時以為懷。”谷林所說的是鍾叔河1991年9月25日寫給他的信，信中說：“大著當時即已奉到，不知何以竟未申謝，也許是病的關系。賤疾為‘出血性腦梗塞’，已發作三次，一次比一次重，肯定必死于此，倒也有一點好處，就是其來毫無前兆，一來就人事不知。其實已死過三回了，不過都‘假釋’出來了而已，何時正式‘收監’，則還不知道。”從字里行間依然能感受到鍾老的那份豁達與風趣。其實，晚年的谷林也同樣疾病纏身，他于1995年6月11日致鍾叔河的信中就說：“我在四月份住了廿幾天醫院，切除胃潰瘍，以及潰瘍面上的癌腫點五處，手術經過順利。出院后繼續注射抗原體，手術醫師提出過化療，我躊躇未定，先改找中醫服湯藥，再觀后效。現在恢復尚屬良好，只是顯得虛弱，走路腿發軟，坐著則無所苦，無礙讀書，已屬萬幸。”鍾叔河得悉后，立即馳書寬慰：“知貴體違和，萬望珍攝。醫生既建議化療，還是得認真聽取醫囑。我有位女同學，八二年即確診為乳癌，手術后好了幾年，八九年發現轉移，之后即堅持化療，每年二次，至今生活如常，每月至少到舍間找內人談笑半日。同樓還有位老同志，今年已六十八歲，八四年確診為肝癌，到上海長海醫院切除病變部分后，即堅持化療，亦至今無恙，每天種花養魚，精神甚好，唯頭發脫落稍多耳。此二例可見癌并不可怕，何況尊體不過潰瘍面上有疑似之處，發現和切除都比這兩位更早，如果遵手術醫師之囑，繼續施治，必可早日徹底康復也。”真情所至，言語熨帖，怎不令見者動容。

即便有病痛纏身，兩人的書事交流并未因此而終結。他們的話題從周作人延伸至曾國藩家書、“人人袖珍文庫”“開卷文叢”、《念樓學短》等更多方面。谷林也一如往常，書慰平生，仍以讀書校書自娛。就在以上談病情的同一通信中，谷林寫道：

“雜寫”上署有“責任校對”的名字，出錯罪無可逭。我見書后，先發現一個錯字（P87）和一個標點（P93）。后來一位友人指出還有一個錯字（P194），我乃重看一遍，才發現一三九頁上還有一個錯字和一個標點，已寄出二十本皆未及改正。昨天還承一位友人來信告第三頁上“十七年”應是“二十七年”之誤，證明落葉難掃，而且足見精力衰退，耄學無及了。

海南版的“近代史”，可愛之至，岳麓版的大三十二開本，我雖早買了一本，卻一直擱著未曾細看，這回就想一起看一下。袖珍本未收“外”第三種，這使我大、小兩種都想留著，不舍得轉送掉一種。書末“讀過”“還要讀”的廣告辭也極好，惜書名后未注作譯者名字為憾。

知堂十卷集弁言和凡例讀后，更益饑渴，還要“擺”多久呢？“不要多印”可否作幾種理解：十卷不一次出齊，不做整版廣告，印數暫控×千，諸如此類。目下買書之難幾有踏破鐵鞋之勢，出版消息亦極不通暢，悶損曷極！

讀過以上文字，我們就可以明白當年陳原何以會稱谷林為“書迷”——“書迷者，仿佛是為書而生，為書而死，為書而受難的第一號傻瓜。”其實，只要有好書可讀，這個“傻瓜”又是何等的歡愉，以致全然忘卻了病痛對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

四

谷林與鍾叔河都是一生當中寫過很多書信的人，谷林的書信集已面世的有《書簡三疊》《谷林書簡》《愛書來》三種，鍾叔河已整理面世的雖只拙編《鍾叔河書信初集》一種，但實際的數量遠遠不止這些。他們不僅寫信多，還很會寫信，正如與谷林熟識的揚之水所言：“暮年時期的先生，寫信幾乎成為命筆為文的唯一方式。如果先生是在此中寄寓了經營文字之樂，那么他人所感到的便是由文字溢出的書卷氣以及與信箋和字跡交融在一起的那般頓挫環蕩之情味了。”

其實，我們從谷林與鍾叔河的這些往來信札中感受到的，又何止久違的人間“情味”呢，最直觀的還是他們文字內容的好，好讀、好看，而且耐讀、耐看，既有遣詞造句的嫻熟自如，又有真情洞見的啟人深思，無疑是文質俱佳的好文章。

話已說多，就此打住，更多的信息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去發現吧！

（本文為《谷林鍾叔河通信》前言）